梁启超归国演讲的隐意与政治现状

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发表了《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即《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是一篇集回顾、总结和展望于一体的讲话稿，内涵丰富，寓意深厚，体现了梁启超作为“士人”为民族、为国家启蒙救国的思想和推进渐进改革的决心。通过对该讲话稿的分析，笔者以为，梁启超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

首先，表达一种追求。虽然梁启超为政治事业付出很多，但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言，他毕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那就是思想启蒙，特别是对广大下层民众的启蒙。梁启超所发明的“报章文体”（又称“时务文体”）在语言上通俗易懂，简短有力；在格律上参差有致，朗朗上口；在内涵上常带感情，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非常适合公众阅读与传播。而事实上，报章文体也是梁启超对新闻事业的一大贡献，其中的《少年中国说》等名篇，魅力经久不衰，被奉为经典之作。这是梁启超一生能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中国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梁启超已经实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有理由为报刊活动继续奋斗，这是他熟悉的工作和成功的园地。

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说：“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29]“浚牖民智”是指开拓国民视野，增进国民智慧，“熏陶民德”是指培养国民性格，树立国民道德，“发扬民力”是指激发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这些是共和制度下国民的基本素质，既然国家已经在上层建立了共和政体，那么，下层必须尽快形成维护和发展共和政体的国民。当时中国是一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农业大国，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文化落后，启蒙新民是一项巨大而漫长的历史工程。但同时也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历史任务。作为知识分子领袖的梁启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一直在作着贡献。

综上所述，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愿终身不离报馆”表达了梁启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高尚追求。

其次，亮明一种态度。梁启超一生所奋斗的都是政治。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形，清政府已经被推翻，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人人处于一种异常亢奋的心态，无不希望能在新兴的国家中有所作为。作为前清通缉的重要人物，流亡海外十多年，梁启超的心境自然也是如此。但作为在国内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梁启超与当时的当权者关系微妙。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之于梁启超，毕竟有过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的阴霾在里面，这对梁启超是不利的。同时，南方的革命党们又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期的政论对象，梁启超曾单枪匹马与同盟会革命党发生过激烈的争辩。在这种状况下，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回国变得十分小心，一直到1912年10月才抵达天津，踏上自己祖国的土地。(www.xing528.com)

面对在京各界人士，梁启超回顾了自己的办报生涯和办报经历，阐述了报业在推翻清政府中的巨大作用，并表示“愿终身不离报馆”。对于当权者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南方的革命党人士来说，梁启超的这种表态是向他们亮明，自己不是来争夺权势的，而是仍旧希望自己不离开报馆，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报人。但同时用了一个“愿”字，言外之意，如果当权者有所需求，我不会置之不理的，可能为新政权贡献一份力量。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表述。

再者，隐藏一种无奈。中国近代社会连续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等政治历史事件，发展十分迅速，以至于十几年前还是“在野党”精神领袖的梁启超，转眼之间成为了人人摒弃的保守派。军阀夺取了政权，革命成为一种时尚，“新名词、新概念又十分流行，令人炫目”^[30]，而梁启超自己成为了落寞的那一个。虽然梁启超一直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勇于接纳新事物的人物，对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潮流有着清醒的认知，但在时事方面仍显得难以有所作为。当时的历史情形变化剧烈，已经超出常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历史在无序中尝试着各种法则，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悲剧事件。

民国后的政治，革命成为主流，人人都在呐喊着革命，却并不完全明白革命到底为了什么，革什么的命，处于亢奋和盲从的状态中。囿于不希望有更大牺牲的思想前提，梁启超一直反对武装革命，“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31]，因此成为革命派的舆论对手。而眼下，清政府虽然是在袁世凯、革命派、立宪派等势力的联合作用下退下台，但革命似乎仍是主流，不可阻挡。社会被革命的潮流冲昏了头脑，对冷静的梁启超而言，如何选择今后的人生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在此种环境下，选择留守报馆，不得不说是一种无奈却又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