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回国抵达天津，结束流亡生涯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了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回国抵达天津。这已经距离武昌首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距离清政府被推翻也已经超过7个月，缘何回国如此迟缓？

作为前清的遗臣和“通缉犯”，以及革命派舆论对手和保皇党的叛徒，梁启超集多重身份于一体。穷其一生，梁启超树立政敌甚多，但几乎没有私敌，全部热情都花费在了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上。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状况下，梁启超一直在寻找归国的合适机会和合理理由。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对时局的了解，袁世凯再次进入梁启超的视野之中。于是，梁启超以自己的经验所得向袁世凯抛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

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27](www.xing528.com)

主张暗中左右舆论，表面做舆论之仆，其思想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影子。然而，袁世凯似乎并没有被梁启超的思想所打动，或者说根本就达不到梁启超的思想高度，之后的“癸丑报灾”就是最好的证明。

梁启超摒弃前嫌，对袁世凯大献殷勤，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归国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虽然他也深知，当时的时事形势已经不是其能随意左右的，因此才有了“虽然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28]的言说。这一公开表达态度的背后暗含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