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民国报刊思想

梁启超参与编辑的第一份报纸是北京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主张变法维新，宣传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救国。《万国公报》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无疑给梁启超以极大的信心和启发，使其明白了报刊在政治活动中的巨大功用。于是，在《时务报》第一期，梁启超就发表了其著名的一篇报刊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中心论点就是报刊对国家发展是十分有益的，若允许兴办报刊，则“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13]，不至于出现夜郎自大、落后挨打的局面。这既是为兴办报刊寻找合适的解释和理由，也是希望以报刊而影响政治活动。晚清的各项制度均已经到了腐朽的边缘，犹如大厦将倾，行将就木。在此危机状况下，若再不开眼看世界，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很快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给报刊加以正名，是希望以此方式实现政治理想，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完成一个士人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因此，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有别于专业主义追求者，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有其明确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对他来说，报刊是实现救国和治国梦想最好的工具，成本最少，效果最大。《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开篇即言：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4]

报刊是实现“去塞求通”的最好手段，具有“耳目”、“喉舌”的作用，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耳目”是指报纸传播信息的功用，有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了解并掌握国内外的各种信息材料；“喉舌”是指报刊传播言论的功用，通过传播言论而树立党派之政见，引导社会舆论，甚至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梁启超自己也认为创办报刊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正是报纸有了“耳目喉舌”功能，也就能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去塞求通”，开启民智，促进思想启蒙。

作为报刊“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的延伸，梁启超借鉴国外报刊经验，还提出党报思想。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这样认为：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15](www.xing528.com)

党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服务的中心是党派的利益。报刊如何服务于一个政党的利益呢？唯有通过印刷文字，传播思想，宣传主张，引导舆论，影响政治，才能最终维护好一个政党的利益。这就是“喉舌”功用的延伸。

作为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梁启超更加关注报刊的实际效用，特别是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实际作用。通过借鉴国外报刊的运作经验，甚至不惜简单地剿袭引用^[16]，学习日本报刊的一些实践理论，作为“喉舌”的细化，梁启超还提出了报刊职能和职责之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17]这两大天职，无论是监督政府还是向导国民，都是“喉舌”功用详细化。

梁启超提出这样的报刊思想并非偶然，具有明确的时代性和目的性，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梁启超关于报刊“耳目”“喉舌”的思想符合当时政治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国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需要，也是现代报刊的一大功能和特性。

客观上，梁启超“耳目”“喉舌”的报刊思想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长期存在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因为自己的闭目塞听和自大无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令有识之士痛心不已。隐存于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开始显现作用，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梁启超自己也曾表示：“顾夙服膺亭林‘匹夫有责’之言，明知驽下，不敢自弃。”^[18]如此看来，报刊的“耳目”“喉舌”功能显得十分合理。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媒介能够实现让社会扩展视野、让统治者听取诤谏的目的。梁启超的这一观点迎合了时势发展的需要，应和了时代的召唤。

历史人物政治活动的需要符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报刊的存在与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与西方早期报业追逐利润的目的是有很大不同的。西方近代报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商人和资本，“是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而兴起的”^[19]。而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主力军却是知识分子，一大批带有传统中国“士”的精神，秉承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知识分子，报刊常常受到各种资助。如《万国公报》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徐勤纾财，后又得陈炽捐款相助”^[20]，改名后的《中外纪闻》也曾得到过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