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各种研究著作和教材均有论述，仅近些年的学位论文就超过17篇。在这些研究中，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认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梁启超早期一篇比较系统论述报刊功能的重要文章[9]，肯定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贡献。但该著作长于纪实述史，对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无法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略余遗憾。吴廷俊先生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对“耳目喉舌”论进行了较好的归纳[10]。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通用教材中对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做了如下归纳：
（一）关于报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报馆有益于国事”、“去塞求通”）；
（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报刊性质多样、报馆的“两大天职”）；
（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
（四）关于舆论的论述。[11]
刘家林先生的《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总结认为：
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指出报馆如耳目喉舌；(www.xing528.com)
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出办报“四原则”；
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
最早提出“党报”概念等。[12]
这些关于梁启超报刊思想的论述大多直接引用梁启超的原文，以梁启超的语言和言论来诠释梁启超的报刊思想，缺少更深入的挖掘。这固然与梁启超的文章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看得清楚读得明白有关，但却没有让读者更加系统、全面的考察梁启超的报刊思想渊源，没有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无法体会当时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
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才是一个报人。梁启超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改良中国、改良社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温和地实现国家的民主和进步。对于手无寸铁徒有笔杆子的知识分子而言，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必须走上国家统治机构的上层，或者通过某种手段和方式来影响统治阶层的决策。走上国家统治机构的上层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八股取士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上升途径漫长。如何既能尽快走进社会上层，又能影响社会上层，成为摆在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维新改良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报刊无疑成了捷径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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