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学者，其思想学说影响数代人。梁启超涉猎各界，而以报界为最著。[3]
梁启超一生大多数时光都在从事着政治事业，传播思想，培育新民，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他自己也认为：“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之生涯也。”[4]1898年，追随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流落日本；在日本追随康有为建立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学说，与革命党展开激烈论辩；1912年，追随袁世凯建立中华民国，主张开明专制，组织建立进步党，参与到议会选举中；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起护国运动；1917年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务总长，后离职；1918年赴欧，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退出政坛专事学术。
纵观梁启超一生，始终在“变”与“不变”中摸索前行。变的是政治主张和价值思想，以及曾经一起合作过的政治盟友；不变的是为国为民救亡图存的奔波劳累和苦苦追寻，是始终怀揣于心的家国天下情怀。
受制于历史条件，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作为远远没有在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作用显著，办报和写作伴随他一生。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创立“报章文体”，致力于思想启蒙培育新民，以一己之力，凭如椽之笔，影响数代中国人。一篇《少年中国说》，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能让人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www.xing528.com)
梁启超是一个杰出的报刊经营者和理论家，他的主要贡献也在报刊领域，这是世所公认的。他先后领导和创办报刊近20种，被时人誉之为“舆论界之骄子”。他笔耕不辍，一生著述达1 400万言，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梁漱溟认为：“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5]林语堂在所著《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毫不吝啬地称其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先行者之一”[6]。郑振铎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7]。
梁启超一生奋斗主要是为其政治，报刊只不过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主要工具，连梁启超本人也承认一直在为政治而活动。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个报人，他虽然较早地认识到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工具的重要作用，并且积极实践办报，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办报理论和主张，但他的新闻观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和政党报色彩”。[8]也正是有了报业的丰富经历，才成就了他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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