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和舆论并不统一的民元时期，新闻界在《暂行报律》事件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实属罕见。该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之新式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无论当政与否，都在追求和实践着士人精神，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首先，其目标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在《暂行报律》事件中，无论是当政的南京临时政府人员，还是没有当政的报界知识分子，都表现出强烈的治国愿望。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在“惜阴堂”与张謇、赵凤昌等国内立宪实力派进行过多次的谈判，同时也与党内的宋教仁等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建立了一个由地方实力派和同盟会会员为主要成员的政府机构。可以说，南京临时政府是经过艰苦的谈判、磋商和妥协产生的。作为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迫切希望统一思想，巩固基础，完成推翻清朝的使命。在“大一统”思想的支配下，出台如《暂行报律》一样的法律进行规范显得合情合理。在几千年的社会中，中国初建的王朝都有从思想上巩固江山的先例和做法。刚刚获得革命政权的革命者们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完整、统一、步调一致的共和国家，对舆论的管理是其政府职能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报界来讲，虽然接受了自由思想的先进学说，却并不知晓自由思想的真实内含，缺乏对国内实际情况的考虑，更缺少自由思想的生存环境和实践经验。他们空有一腔热情，内心根深蒂固的还是传统思想那一套，民主自由思想到底被消化了多少，民主国家的运行机制如何，一直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所以，对临时政府稍微有不合民主自由思想的行为，便有表达、批评、改变的欲望。同时，加上派系、积怨等因素，以及中国文人固有的诤骨讽谏弊病，使这种批评更加激烈。乃至于到最后，要由孙中山这个领袖人物亲自出面解决了。
其次，其行动体现了士人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士人群体的社会活动目标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服务国家是最根本的宗旨和内心渴望与需求，在行动上表现为积极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实际问题，即“经世致用”之说。
历代大儒和学者，都将学问用于实际作为思想的较高境界。张载有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梁启超认为报刊有“耳目”、“喉舌”功用，有“党报”性质，也是这个道理；孙中山积极办报宣传革命救国思想也是经世致用学说的实际应用。对于民初的当政者，迫切希望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加强对报刊舆论的管制似乎符合政权的需要，对舆论的管制自在情理之中。在此思想指导下，为了给政府营造更好的生存空间，出台《暂行报律》就成为符合当政者心理需要的工作。
民初政府中的许多官员都曾经在报刊界待过，对报刊的传播影响力十分了解，对当时报刊的混乱也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因此，出于争取建设良好舆论氛围工作的考虑，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必须加强对报刊的约束和管理。这反映了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心理轨迹和行为特征。
【注释】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页。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3]李国荣：《〈大清报律〉浅议》，《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第106页。
[4]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42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5]引自刘劲松：《南京临时政府报律风波管窥》，《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42页。
[6]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40—341页。
[7]刘劲松：《南京临时政府报律风波管窥》，《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43页。
[8]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9]牛润珍：《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第51页。
[10]于汝波：《儒家大一统思想简议》，《齐鲁学刊》1995年第1期，第51页。
[11]陈喜波、韩光辉：《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58页。(www.xing528.com)
[12]陈理：《“大一统”理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7页。
[13]张子侠：《“大一统”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第213页。
[14]关于“宋教仁案”，袁世凯是不是“宋教仁案”的凶手，缺乏直接的、确凿的证据，成为历史悬案。有学者根据历史情境进行逻辑分析，推理得出其为袁世凯手下谄媚主子所为，在没有得到袁世凯直接授意的情况下，对宋教仁采取了暗杀手段。相关分析见唐德刚《袁氏当国》等著作和文章。
[15]陈理：《“大一统”理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页。
[16]丁凤麟：《辛亥革命中的上海报业》，《文汇报》2011年9月28日第11版。
[17]杨晓娟：《新闻舆论与民初政治——以1912—1913年间“三大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20页。
[18]卢家银：《民初报界抵制报律的深层原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3期，第119页。
[19]殷莉、何秋红：《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法》，《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9页。
[20]刘小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立及职能》，《档案建设》2011年第8期，第49页。
[2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22]引自苏辉：《解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传播业——以黑幕揭发运动为例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16页。
[23]引自李五洲：《论近代中国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偏差》，《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第50页。
[24]同上。
[25]李乐：《民国元年的报律风波透视》，《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16页。
[26]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4页。
[27]同上。
[28]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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