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行报律》的出台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大一统集权思想的影响来看，任何位于统治层的群体都希望实现社会各领域的大一统，希望运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条条框框。这既是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也是内在传统思想的外在表现，从清政府到南京临时政府，从南京临时政府到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均不例外。
“大一统”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或学说，实际上，它同时是一套与这种观念学说相对应的政治制度[15]。当权者在建立和巩固自己政治地位过程中，不自觉地希望消除一切危害其政权统治地位的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浸染了几千年的传统意识、民主基础极其薄弱的社会里，新思想从传入到消化，并最终融合和形成独特的思想，绝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事情，实在是有很长的路径要走。
《暂行报律》的迅速出台与迅速被撤掉，反映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的真正实力。作为新生政权的领导机关，南京临时政府甚至不能合理完成建国舆论上的统一工作，更谈不上统一全国，按照自己的革命愿望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国家了。
《暂行报律》事件又具有时代的偶然性。在民国初造，宪法未定的情况下，内务部仓促出台报律，缺乏深思熟虑。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一个内部四分五裂、缺乏思想统一的同盟会，无论执政者出台何种类型的政策和措施，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在野一方的指责和抵制。(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始终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其成分和主张可谓“山头林立”。《暂行报律》遭遇强烈抵制的情形，是民主共和政权建设中偶尔冒出来的旧思维的外在表现。我们知道，“原先集结在‘排满’旗帜下的各派政治势力在革命目标和途径上存有分歧，至清帝退位后对许多原则问题的争议更形激烈；何况还有众多不同政治背景报刊的舆论角逐”[16]。在此事件中，《暂行报律》给舆论留下了充足的批评把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推崇的意识形态也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17]，作为当权者，似乎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和批评的对象，理应承担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指责。
《暂行报律》事件持续时间很短，虽然在报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未几，南京临时政府搬至北平，国家的政治重心、权力重心也相应转移到了北平，《暂行报律》风波自然消失。《暂行报律》事件也很快被时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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