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报刊：政治追求下的功利主义

在那个时代，专业主义的新闻思想毕竟是少数存在，更多报人办报的动机和追求可归于功利主义需要。功利主义是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又称“效益主义”，提倡和追求最大、最快捷的幸福。在社会体系紊乱的历史环境中，民元的报人对报刊有着特殊的功利性需要。

据有关资料显示，民初办报的成本比较低，开办一家报馆的资金仅需要200元。因此，开办一家报馆并非是异常艰难的事情。同时，报馆对于报人来说，获利却是很丰厚的。从形而上讲，报刊能启发民众，服务于社会事业；能够引发社会舆论，获取政治支持；能够制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获得入阁参会做官的机会。从形而下讲，报刊能够赚取利润，养家糊口；能够影响社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报人希望用报刊这一工具和载体获取最大利益，吹响了办报高潮号角。可以说，民初办报高潮是功利主义角逐的一个外在表现。

这一时期，报刊多少都会受到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大致呈现为政党之大兴舆论、为大众之启蒙思想、为地位之政治追求等三种不同的功利主义倾向。

大多数的政党机关报和党派报都算是为政党大兴舆论的报刊，通过舆论影响政局发展，为本派渲染正义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大致形成了国民党党派报团和共和党党派报团，分布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北京，就有“同盟会—国民党”党派报纸《民国日报》、《民权报》、《中华民报》等等，有“共和党—进步党”党派报《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等等，还有袁世凯御用的报纸《亚细亚日报》等。这些党派报团出于小集团利益的需求，在报纸上大肆鼓动、谩骂、攻讦，有时不择手段。更有甚者，民初的“同盟会—国民党”一派报人联系数家报馆人员，上门殴打共和党一派报馆的人员，与街头流氓斗殴无异。这些报人以时代舆论领袖自居，是时代的弄潮儿，却常常以自己的言论自由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

为大众启蒙思想的报纸也不在少数。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中国民主基础薄弱，不利于共和政权的发展，同时也厌恶了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他们不仅对孙中山、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也对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势力不抱有任何希望。他们本着长远的发展考虑，在各地兴办了大量的白话报，以期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启发民智，宣传共和。这样的报纸有《北京白话报》、《安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等，促进了社会启蒙。这类报人以实际行动默默奉献社会，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力量。(www.xing528.com)

功利性报刊主要是为政治目标而创办的。新政权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执政人员，而选用人才的机制和标准并没有迅速建立，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用人制度。于是，中国传统文人循道尊王的思想继续作怪，妄图通过报刊这个捷径进入政界。最能说明这一情况的，莫过于《民立报》各个编辑积极供职民国临时政府的实际情况。根据同盟会元老级人物冯自由的记载：

《民立报》诸贤多出任要职，陈其美任沪军都督，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宋教仁任法制局长，范光启任安徽铁血军司令，庞青城、沈缦云均任司长。报中枢要，为之一空。^[34]

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急于在政权中谋取职位的报刊更是接踵而至，形成了“拥袁”和“倒袁”两股社会力量，一方押宝在袁世凯身上，一方押宝在宋教仁身上，或者忽左忽右，左右逢源。这是旧思想、旧势力的旧方法在乱世中的蠢蠢欲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