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速变化的社会语境中，报刊成为宣传启蒙的最好工具，成为各政党、派别、团体、先进人士等传播思想主张的首选载体。香港中文大学的李金铨教授就认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国族倾向，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致把自由民主当成救国图存、强兵富国的工具，而非最高的基本终极价值。”[17]国内各个政党虽然组建迅速，但都特别设立自己的机关报就是证明。各个政治派别都积极投身到报刊的创办中，各界人士也积极兴办报馆，这才有了民国初年的办报高潮。
在国家构建上，各政治派别和团体都积极兴办了报刊，加强了舆论宣传。1912年，新兴办的报刊中，绝大部分属于党派报刊，属于传统士人为国家谋事，治平天下的内在动机。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功利的还是高尚的，投机的还是崇高的，都是士人内在精神的外在反映。
对于民主自由思想匮乏的中国来说，当时兴办的各类报刊，无论其最初的动机如何，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没有这个最初的新闻传播工作，就不可能让广大民众充分认识民主自由的真实内涵，更不可能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加以运用。当然，“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18]，人们对民主、自由思想的最初运用显得极端、幼稚，不合常理。这是历史发展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同时，为了促进民智开发，启发民众思想，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教育方针，在幼儿教育中剔除了经学课程，设置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用行政手段积极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培育新民。一些出版机构和社会团体也积极投身到教育中，兴办报刊，传播新思想。根据方汉奇先生的统计，仅1912年和1913年“二次革命”前，就至少出版了20余种教育报刊：(www.xing528.com)
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华教育界》，上海中华通俗教育会的《通俗教育研究录》，上海国民教育实进会的《社会教育白话宣讲书》，上海徐汇公学的《汇学什志》，上海中国公学同学会的《学艺什志》，上海沪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沪大周刊》，上海少年宣讲团的《新少年》，北京清华达得学会的《益智》，北京的《中国学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的《言治》，武昌中华大学的《中华周刊》，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的《教育界》，杭州浙江教育会的《教育周报》，安庆的《安庆通俗教育报》，沈阳的《教育杂志》，济南的《山东教育报》等等。[19]
新的教育刊物已经不再以“忠君尊孔”作为刊物思想，开始更加注重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德育主义、实利主义、军国主义、美育主义以及世界观主义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将其作为建立民主国家的“百年根本之大计”，大力加以提倡，对推动民初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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