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新闻业：士的转型与分流

考察1912年前后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复杂而艰苦的历史任务，更面临着痛苦的精神和思想的现代化转换，而这种转变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清亡民国兴时，传统士人精神彷徨之际，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传统士子的分化情况，即大致呈现三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类是沿着旧传统旧道德继续前进，成为遗老遗少；一类是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实业思想，成为实业救国的实业家；一类是演变为新式的知识分子，实践自由主义思想。

沿袭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也有出现，康有为、王国维就是代表。康有为通过积极办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发起并推动了“戊戌变法”，然以失败而告终。民国年间，他又随张勋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也匆匆了事，早早收场。从他们的历史行为看，这部分人的脑子里仍存在忠君为国的传统思想，没有跳出传统士人的范围。但科举的道路已经封死，靠科举升迁已经不可能，大多沉溺于旧体文字。他们是旧文化的拥有者，造诣很深，功底深厚，但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其各种思想也逐渐被年轻一代驳斥和颠覆。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打倒“孔家店”和“吃人礼教”的思潮，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苟延残喘。历史注定是前进的，他们已无法挡住历史的车轮，只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取灭亡。一代宗师王国维也在北伐前夕，自沉昆明湖而亡，成为近代最有名的殉道者。

实业救国的资本家部分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妄图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张謇就是代表之一。在传统“重农抑商”的社会思想下，能够主动投身到商业当中，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勇气。在转型的社会中，有这样一批传统知识分子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这批人与西方有诸多的接触，张謇还是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清朝政府最后一位科举状元。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既有拯救天下、匡扶朝廷的历史责任，也有借鉴西方，发展国内经济的历史使命。当时的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到处是租界和不平等条约束缚，发展资本主义可谓举步维艰。不过，实业救国总算在民国元年前后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并在欧洲战事期间获得较大发展，催生了大批量的城市工人阶级。这批新生市民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的改变。

新式知识分子是一个统称，其成分和来源是十分复杂的。他们的总体特征是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新式思想，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民权等思想观念，热衷于兴办报刊宣传思想，引进和鼓噪欧美自由学说和理论。他们普遍比较年轻，充满朝气和活力。根据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的民初报人，年龄都在20多岁。1912年，大名鼎鼎的议会民主运动领袖宋教仁，年龄也无非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仅仅31岁不到。他们大部分有留洋经历，头脑中满是一些不成熟的新思想新观点。另外，这部分人的显著特征就是空想大于实践，具有典型的青年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个群体中包括报人、职业革命者、社会活动者等。

这其中，最能体现时代先锋的应该属于留洋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传统士绅或者官僚的后代，年轻的时候有留洋经历，绝大多数曾留学日本。据资料统计，1901年，中国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为274人，到了中国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在日留学生人数增加到2 560人。也正是这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二年，留日学生人数就激增到了17 860人。近代留洋总人数超过10万人^[12]，而留学欧美的人数仅有数千人。(www.xing528.com)

作为年轻的留学生，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充满了憧憬和向往，有感于自身的贫困和落后，萌生了民主救国的理想。但留学生对民主自由共和国的认识并不深刻，也很不到位，真正缺少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可行性操作研究。可以说，革命派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所积极倡导建立的民主共和政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面临着坎坷的历史命运。

孙中山虽然在中国积极倡导民主革命，通过报刊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武装起义进行革命动员，但其自身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也停留于纸面和演说当中，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具体的实施方案却是模糊不清的。其“三民主义”思想学说仅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对于“三民主义”的阐发、研究、解读、规划等理论和实践工作，革命内部缺少广泛深入的考察。孙中山本人长期游历于国外，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分析缺乏直接的、科学的、实际的、切身体会的合理判断。同时，孙中山始终没有直接培养和领导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没有明确的阶级依靠，靠个人魅力和影响募集革命资金，总是从事着借力使力的“巧办法”。所以，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有了“孙大炮”的不雅之誉。

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宋教仁在民国元年的议会政治活动中可谓风光无限，俨然议会政治的权威领袖。然而，根据他在日本的学习经历，1905年曾入读日本政法大学，但未完成学业。第二年2月，他又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本来打算升入本科学习，但因病辍学。1907年被黄兴举荐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日常工作，参与一切机密。1910年，宋教仁返回国内。实际上，在5年的留学时间里，宋教仁本人始终没有完成一次对于民主自由思想的系统学习，连今天的大学本科生学识还没有达到，其对民主自由思想的认识深度、理解水平非常值得怀疑，至于实际操作经验则更值得商榷。此外，宋教仁一直追随孙中山，积极活动于同盟会上层，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各项活动，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人物，忙于各项革命活动事务，到底有多少时间学习，到底学到了多少扎实本领，都是值得反思和考证的。所以，宋教仁式的悲剧产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