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后期，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鸦片战争的爆发，随着而来的是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一次次败绩，割地赔款，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内政治势力和有识之士不断地进行反思。随着留学生队伍的逐年壮大，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入，文化逐渐呈现多元。科举制度面临着解体。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止了在中国存在了1 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科举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进入统治阶层的公平舞台——虽然在制度的执行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帮助统治阶层巩固和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在科举制度下，士子，无论富贵与贫寒，至少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研习苦读，实现走上上层社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士人上升阶梯”、“中国社会士人阶层社会向心力的维系点”[6]。可以说，这条路虽然坎坷，充满着煎熬与苦闷，但至少还是一条有章可循的路径。从明朝开始，科举考试内容开始局限于朱熹所注经学，其形式也固定于“起承转合”套路，严格限制了考生的思路，越来越制约了中国历史发展。这种“八股取士”制度将读书人塑造成一个个死读书的机械零件，阻碍了文化和文明的进步。
有清一朝，清贵族统治中国，仍然延续了明代的“八股取士”方式。通过科举考试，汉人也可以进入朝廷，参与到维护中央集权制度的治理中，也算是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贡献。有资料显示，19世纪，每年有将近20万名考生参加科举考试[7]，给追逐功名的士人设定了一条看似光明的上升通道。可随着这种僵化的、呆板的八股科举的废止，出路问题立刻摆在传统士子的面前。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关系到安身立命和职业发展，以及养家糊口等诸多现实问题。在谈到清末新政时，蒋廷黻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8]文化的变迁和士子的分流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和痛苦，充满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学者李金铨就认为：“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以后，知识人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而报刊是知识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途径，最好的代表就是梁启超。”[9]
有观点认为：“肩负知识与道义的士，在道统和政统的夹层中艰难地生存，近代发生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使他们发生了巨大变化。士被时代潮流所裹挟，义无反顾地嬗蜕成较有独立品格、较为自由的知识分子。”[10]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所有传统士人突然间就土崩瓦解，瞬间接受新式思想，转变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其过程远比想象中的曲折和复杂。朱宗震先生就认为：(www.xing528.com)
在中国近代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官僚系统及其后备队伍。士大夫是一个上下运动活跃的阶层，在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正在自我改造之中。所谓士，即读书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读圣贤书、以圣贤书之徒并准备做官的人，或做过官后回到民间的人（绅）。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现代受过专业训练、从事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近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更新观念，尝试新的政治组织，一方面在向企业家转化，一方面在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是，由于读书做官观念的影响，专业知识分子的发育很困难，在辛亥革命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基本上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仍然只能在政治（包括军事）和教育领域谋求发展，无论属于哪一派，至少到大革命时期，仍然是以儒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方式，在从事政治活动。这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把他们笼统地归结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缺乏实践的基础。[11]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科举制度的废止加快了近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读书人要重新选择发展道路，规划自己的发展蓝图了。科举制度的废止、学术上的“西学东渐”和留学人员的思想文化传播，让“圣人之言”成为边缘学科。于是，读书人要重新选择读哪些书，运用哪些知识，选择何种方式治理病入膏肓的“大一统”国家。所以说，这应该是士人茫然无措、迷惘追寻、价值再造的特殊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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