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子路》一章中，有这样的记述：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群体，“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文人或掌握文化知识者的称谓”[1]，宽泛一点，还可以“把通过非科举途径攫取功名并官职者包括进来”[2]。他们掌握文字，拥有知识文化，主要承袭儒家传统学说。士人有着特殊的自身品性和人格，“周旋于道与王之间”，表现为在政治上尊王，在学术上循道的特点。[3]在传统的意识领域里，“学而优则仕”是极为正统、合理的做法。一个人学了儒家文化思想，就要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实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伟大抱负。
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士人便大体承袭了这一历史使命，作为“文化创造的担当者，知识传授者，道义维持者，他们传递文化火种，推动社会进步，主持社会正义”[4]。宋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这是对士的精神和使命的最好概括。(www.xing528.com)
中国的士子是某个人群的特定称谓，位居“四民”之首，“士林”则是对这一类人范畴的简单描述。士子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时刻在流动和循环变化的特殊阶层。普通民众通过研读圣贤书籍，成为一方之士。士也会家道中衰，中途败落，沦为普通人。
在科举制度下，士子可以博取功名，成为国家社会的管理者，实现治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读书人、国家管理者都可以自称为士人。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士”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既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5]士的这种道德主体绵延两千多年而少有改变，直到清朝中期以前，依然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推动中国历史缓慢发展。
在晚清时期，国门大开，国外先进文化和思想大举入内，让传统的士人感到惊慌失措。但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努力地学习消化，积极寻找大国治下的各种弊病。在中国历史上，佛学的传入、外族的入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草原文化等，都经过士人的消化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清代晚期，学术思想界掀起的“中体西用”、“西学东渐”等学术思潮，亦在学习消化一种崭新的文化。同时，在国家治理层面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等，以图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然而，在世界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里，在清政府软弱无能的领导下，他们的努力实践实在是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颓败落后的局面，一波又一波的学术浪潮和思变活动，最终都没能挽救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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