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的新闻业技术革命及影响

技术总能推动人类的传播事业，在新闻传播领域尤为如此。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扩展了信息传播的空间，为人类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技术的革新使近代新闻业如虎添翼。

在近代，人类历史处于技术革命的过程之中，新闻业获得了空前的进步。美国传播学者彼德斯就指出：“在19世纪，打破空间束缚的革命有一个标志，这就是电讯革命。”^[56]除此之外，印刷术、造纸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新闻业的发展。

关于近代印刷出版，有研究者就指出：“政治的变革往往需要舆论为其呐喊助威，舆论的策应又有赖于出版的大力配合。”^[57]作为基础的客观技术条件，新闻事业的兴盛发展与造纸工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分不开。晚清民初，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至民初，国内商业和工业基础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为报业高潮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

造纸技术的发展为新闻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纸张来源。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给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然而，受制于传统社会的体制和思想束缚，中国的造纸术却经历了上千年的技术发展停滞期，几乎没有取得工业化的进步。

晚清民初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门被列强一步步打开，传统的造纸行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根据民初《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的统计显示，民国元年国内的造纸行业仍维持在较低水平，生产的纸张主要有连史纸、毛边纸、宣纸、画心纸、皮纸、白关纸、油纸等。这些纸张中，能满足报刊印刷需要的只有连史纸，其他一些低质量的毛边纸、白关纸等产品应付日常文书写作还可以，但无法满足印刷需要。此时，国内出现了仿造西洋纸，但数量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新闻事业的需要。同时，当时国内造纸业的机械化程度低，产品竞争力不足。有资料显示，当时盛产纸张的江西地区占据着中国1/5的纸张产量，但绝大部分为手工造纸。^[58]报刊的印刷需要较高质量的纸张，质量较低的纸张并不能满足报刊印刷的大规模实际需要。

为国内新闻事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是国外的高质量报刊纸张。国外精美的纸张源源不断涌入到国内，特别是日本，冲击着国内的造纸行业。当然这种外在的竞争和挑战也加速了国内造纸行业的换代升级，特别是在欧战期间，有了较大的进步。民初的众多大报无一例外，均是采用进口的纸张。外贸的发展保证了纸张的供应，为国内新闻事业提供了基本条件。

印刷技术的革命为新闻产品大规模出版提供了技术保障。印刷术同样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为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宋朝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大提升了印刷技术水平。然而，中国的印刷术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改进却不多，技术原理基本相同，机械化程度非常低。至晚清民初，传统的雕版印刷依然变化不大，在印刷活动中一息尚存，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依然不绝如缕。^[59]

在中国缓慢变革的同时，当时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在完成蒸汽革命，人类步入机械化时代之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这场工业革命中，延续了300多年的古登堡“木制凸版印刷机”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迅速被新技术和新设备所取代。1847年，美国的霍伊发明“轮转印刷机”，1900年，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新的印刷机器更加自动化，印刷质量和效率都远远超过活字印刷。

民初报馆积极引进现代印刷技术，实现了短暂的报业繁荣。

新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晚清时期，中国的印刷技术仍处于雕版印刷阶段，主要靠人工完成。印刷厂中有雕版工、排字工、印刷工、装订工等。雕版有石板、木板之别。当时的《时务报》：“以石版印连史纸上，极清晰而美观。”^[60]这里指的就是石板印刷。

雕版印刷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对雕版工人提出了较高要求。而人工又不可避免地发生差错，一旦发生差错，整个版就要重做。雕版印刷的效率并不高，服务于出版周期较长的周报、月报还可以，对于日报等出版周期较短的，则明显不足。

依靠手工的活字印刷也不能避免差错，当时报刊出现排字差错的情况并不罕见。并且，活字印刷的数量也有限。当时的报刊，主要依靠铅铸活字印刷。比如，1912年5月新创刊的《亚东新报》，日出两大张，售千余份，所用设备，就是宋教仁担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时，从清政府农工商部接收来的印刷机器和铅字设备办起来的。^[61]

在民初的一段时间里，这种传统刻印技术，“一方面在无可挽回地衰竭着，另一方面又在不屈不挠地延续着”^[62]，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事业技术发展的一个奇观。人们尝试使用和革新新技术的意识如此缓慢，更遑论在更高级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变迁了。

在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氛围中，新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设备也在缓慢地被引进和消化。辛亥年出版的《东方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印刷上采用先进的铜板三色版印刷技术，经常选用外刊上的图画4到8幅，许多科学文章配以照片、图表、图画予以解释。整个杂志摆脱了线装书的模样，较改版前更为大气和时尚。^[63]

史量才接手《申报》后进行了大胆尝试，高价购买引入美国最新式的何氏32卷筒轮转机，同时可以印48页，两旁出报，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保证了印刷质量和投递速度。国内报馆引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标志着新闻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注释】

[1]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2]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林语堂著：《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主译，王海、刘家林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4]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78页。

[6]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7]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06页。

[8]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9]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明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65页。

[10]林溪声：《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2008年，第78页。

[11]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96页。

[1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1页。

[14]戊午编译社：《北京新闻界之因果录》，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明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71—172页。

[15]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32页。

[16]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17]梁启超：《政党与朋党之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

[18]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42页。

[19]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第6页。

[20]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21]同上书，第83页。

[22]黄远生：《不党之言》，黄远庸：《黄远生遗著》（全），华文书局，1938年铅印本影印，第16页。

[23]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24]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9页。(www.xing528.com)

[25]引自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6]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

[2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9页。

[28]同上书，第698页。

[29]杨晓娟：《新闻舆论与民初政治——以1912—1913年间“三大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15页。

[30]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2页。

[31]胡慧馨：《社会变革时期的言论自由空间——清末民初三十余年报刊舆论透视》，《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5页。

[3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33]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概况》，1936年5月。

[3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55页。

[35]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概况》，1936年5月。

[36]引自赵建国《清末民初武汉新闻团体的演变——以新闻职业化为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00页。

[37]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9页。

[38]天笑：《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界》，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明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55页。

[3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62页。

[40]李统兴：《革命主题下报刊职业道德问题的重新审视——以新闻史对于清末民初报刊业的评价为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第75页。

[4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42]李统兴：《革命主题下报刊职业道德问题的重新审视——以新闻史对于清末民初报刊业的评价为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第76页。

[43]黄远生：《北京之党会与报馆》，黄远庸：《黄远生遗著》（全），华文书局，1938年铅印本影印，第254—256页。

[44]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4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25页。

[46]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255页。

[4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2页。

[48]引自《袁世凯预炸详志》（1912年1月24日），见《民立报》，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珍藏本（1912—19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7—9页。

[4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31页。

[5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31页。

[51]同上书，第131页。

[52]同上书，第364页。

[5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56—357页。

[5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5页。

[55]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51—152页。

[56][美]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57]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58]杨勇：《民国江西造纸业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03页。

[59]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6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123页。

[6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0页。

[62]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63]周为筠：《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