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以前的社会，办报的主体主要是一些旧式文人，对报刊的理解也比较有限，对采访的重视程度仍旧不足。获取新闻的途径主要是转载京报、朝廷诏书、宫门抄等，独立采访完成的稿件十分有限。新闻的真实性、及时性、丰富性等均有不足。待至戊戌变法时期，《中外纪闻》和《时务报》的异军突起，盖得益于梁启超充满感情、朗朗上口的时务文体写作，影响一时。其时，新闻采访仍十分薄弱，甚至没有采访，而只有政论，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政治言论，甚至成为“逐渐形成的一个传统”[45]。闻名于世的《大江报》、《苏报》等报刊，主要也是以激烈的政论留名于世，真正靠新闻采访获取消息的新闻稿件仍十分罕见。
民国初建，新闻自由制度得以确立，专业的记者则随着社会迅速出现。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等人。特别是黄远生，他根据自己的身心体会，提出了记者“四能”的职业要求，其写的远生通讯引领一时潮流。而就在同一时期，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报馆，《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开始组建和培养自己的专业记者队伍。在《申报》的记者队伍中，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等都曾名列其中，成为驻北京的特约通讯员。
记者队伍的出现，促进了采访业务的发展。专业的新闻采访更加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关注新闻的信息性和事实性，主观判断越来越少，客观记述越来越多。这符合新闻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1912年6月，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会，一些提案就对新闻写作提出了更为明显具体的要求：报馆记事，贵乎详、确、捷……试问各报新闻，能否适合乎详、确、捷三字？吾恐同业诸君亦不自以为满意。[46]按此要求，就必须要更加专业的采访，出现了专电、外电、译电、通电、公电等名目的采写消息，报道时事政治和军事消息的电讯大量增加，“一般的大型日报，通常每天要刊登二三十条新闻，多时可达50条以上”[47]。
专业采访扩充了新闻的信息含量。1912年1月24日，上海《民立报》发表了《袁世凯预炸详志》一文，内容包括“暗哨之情形”、“被获之人数”、“事后之严防”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十分详细。[48]没有经过专业的采访和了解，是写不出来的。这也反映了记者采访的质量有所提升，采访的内容更加全面和详细。
在白话文写作之前，中国的报刊普遍采用文言写作。文言文讲求言简而意赅和微言大义，虽然行文简洁练达不拖沓，但也存在用典晦涩艰深不易理解的弊端，“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文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49]，文章干涩不活泼。现实生活中，没有一定语言文字功底的读者，对文言文实在难以达到理解贯通的境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文越来越限制了思想文化的传播。文言文用词比较典雅，文本内容不易被理解，需要读者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文言文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范围，有些曲高和寡的意味，降低了报刊的舆论影响力。这也是清末官报无法扩大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期间发表了《变法通议》，已经摆脱文言文的束缚，文白交杂，多用俚语，富有感情，夹叙夹议，成就了“报章文体”（又称“时务文体”）的美名，引领一时潮流。“报章文体”可以说是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一个过渡文体。
相对于“文言文”而言，“白话文”即“语体文”，则受到的束缚比较少，行文流畅，文白直露，直抒胸臆。晚清民初的“白话文”是在民国时期官话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成的书面语。晚清民初的一段时间，社会掀起了白话文运动。黄遵宪、梁启超等都极力推动白话写作，“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50]，“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51]。民初的报纸已经普遍采用白话文写作，普通读者亦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报刊内容。
1913年，中华教育改进会曾函请各报改用语体文，云：现行报纸，多用文言，非国文程度较高者，不易了解，改用语体文，则能阅报纸者多，文化易于传播。[52]民国白话文运动以后，当时的教育部在全国推广白话文教育，并最终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写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晚清以降，志士仁人就开始推动白话文的发展，特别是在新闻写作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时务文体”、“新民文体”均可看作是白话文的一个文体类别。白话文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历史实践证明，白话文的确推动了思想启蒙，扩大了新闻受众，在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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