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新闻业的专业主义

新闻从业者的成分更加多元化。此次办报高潮有别于维新运动时期的办报高潮，不再局限于高层，社会上各个层次的人都参与到了报业活动中，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员更加复杂，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职业得到社会的初步认同。社会政治势力认识到了报刊的重要性，纷纷创办了自己的政党报、机关报、党派报。社会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报刊在启发民智方面的重要性，创办发行了各类专业报纸，如妇女报、画报、儿童报等等。其他一些团体和人士也根据具体情况，创办报纸，传播知识和文化。

报馆形成了固定的办事机构并拥有了可观的资产。全国500多家报纸，大多有固定的出版地点，在组织机构上有采访、编辑、排版、广告、印刷、发行等多个部门，现代意义上的报社已经初具规模。资料显示，全国有大大小小的报馆400多家，通讯社6家。^[37]也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新闻社屈指计算，当不下百余家。^[38]一些大的报馆，如上海申报馆等，还在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聘用了黄远生、邵飘萍等驻京通讯记者，负责采写新闻。

新闻从业者队伍逐步壮大，记者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伴随着整个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新闻从业者的队伍进一步壮大，新闻记者队伍进一步壮大，涌现出邵飘萍、黄远生、刘少少等一批知名的专业记者。从事新闻工作不仅能领取数量可观的、固定的薪水报酬，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目标，而且能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在此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认知和自我认识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思想更加成熟。经过多年的发展，外来新闻思想的广泛传播，民主共和国得以在形式上确立，言论自由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新闻思想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变得更加成熟。梁启超、黄远生、张季鸾、史量才等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新闻思想，从报刊性质、记者素质、报刊经营、报刊言论、报馆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科学认知。一批研究著作也正在形成之中，对新闻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邵飘萍在1918年就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新闻从业者已经从传统的士人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但并不意味着士的精神流失）。报纸成为立说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成为人们发布信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来源。

作为体现言论自由的载体，当时的报人将报刊看作舆论工具，真正的专业主义和职业主义的认识仍十分有限。所以，戈公振先生才提出：“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而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39]希望报刊能够自省，成为公共意志的言论载体，代表大多数人的言论，而不是制造舆论，代表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这是新闻事业实现职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事业发展的长久之计。(www.xing528.com)

然而，在报刊事业实验的年份里，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无疑是一个奢望。当时，即使是严肃的、标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也曾大肆制造假新闻，如报道说“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等，真是颇具创意。^[40]更不用说其他革命小报、反动组织经办的报刊了。对于那一时期报刊职业道德失范的现实，时人徐宝璜教授曾作过评述：

吾国报纸，虽不以提倡道德自命，然查其新闻，常不确实，读其论说，常欠平允，往往使是非不明，致善者灰心而恶者张胆。更观其广告，则诲淫之药品，冶游之指南，亦登之而无所忌讳。甚至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附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园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寮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41]

一个行业的职业化程度反映了它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在新闻研究本体迷失的状况下，新闻史学界对这一时期报刊的职业道德问题总的来说是几乎视而不见的，“评价报刊史的标准基本上是政治标准，并试图以政治评价代替职业道德评价”。^[42]这个时期报刊职业道德还在形成和发展之中，而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和利益集团的干扰，总体来说，新闻职业伦理并不规范。但并非一无是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在努力追寻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发展的新闻专业主义之路，在新闻记者、报人、编辑等行业领域出现了典型代表人物。

在记者行业中，黄远生、刘少少、邵飘萍、张季鸾等就是代表。特别是黄远生，被誉为中国通讯写作第一人。邵飘萍则在记者、新闻事业管理和新闻学研究领域为本学科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报刊职业管理方面，成舍我、胡政之、史量才、邵飘萍、张竹平、狄楚青等都十分懂得报刊的经营规律，能有效地管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创造可观的利润价值，赢得公众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