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报对中国新闻发展有深远影响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无法也无力改变。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阵痛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尤其是在一个拥有“大一统”传统的国家里。大量党派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凡占有一部分势力者，无不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苟不如意，则叫嚣狂跳，声势汹汹”^[33]。这种状况给并不稳固的新政权增添了诸多变数，让地方实力派在国家重建中有机可乘，给军阀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但同时，党派报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为更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启蒙浪潮储备了条件。戈公振先生就认为：“民国初元，报纸之论调，虽以事杂言庞为病，然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34]民国元年的新闻业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作用。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壮大了新闻工作者队伍。大量的党派报出版发行，催生了专业记者、编辑、发行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通过办报的实际体验，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总结了失败教训，通过对比研究国内外报刊的发展状况，逐渐造就了一批报刊专业人士。新闻专业人员可以通过报刊换取营生并能为国家做出实际贡献，推动社会进步。这批专业人士经过认真思考和总结，在以后的报业活动中更加具有理性认识，更加了解并掌握了报业传播规律，这是年轻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长环节。如《六十年来之申报》就总结出报人“丝毫不可有利用报纸之心”、记者“断不可因权在于手之故，任以私意侵入其间”等主张^[35]，促进了新闻事业更加公正。民初的张季鸾也在报刊活动中逐渐认清了媒体的特殊功用，并在之后的岁月中参与创办并造就了中国能在世界上被称颂的《大公报》。试想，若没有党派报争辩攻讦的实践和它们于国于民均不算成功的失败教训，也便难以有负责任大报的诞生。此外，党派报纸的发展促进了行业组织的发展，中国报界俱进会、北京报界联合会等行业协会得以成立。1912年3月，《大汉报》经理胡石庵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武汉报界联合会，《大汉报》、《中华民国公报》、《民心报》、《强国报》、《群报》等参与其事。

为完善机构，武汉报界联合会制定《武汉报界联合会草章》，确定宗旨、名称、职员与职务。依据草章，武汉报界联合会由武昌现有各报馆组织而成，以“维持公共利益及防止公共之危害”为宗旨，事务所地址暂定《民心报》馆。武汉报界联合会设干事一人、书记一人或两人，由各报馆轮流担任。……此外，草章对会务和经费作出相对细致的规定：“联合会每月开常会一次，三个月开推任干事会一次。再，遇有特别事实发生，则开临时会公同解决，均由干事先期通告……凡属本会一切开支，均由加入各社分期担任。^[36]

其次，党派报的大量存在和发行促进了思想启蒙。思想的变革和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里，再加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具体形势，思想的交集与融合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大量党派报虽然代表各自派别的言论观点，但在争论攻击过程中，广泛传播了西方社会的民主、民权、科学思想，使民主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论战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逐步剥离和剔除。各种思想的交锋影响和培养了正在成长中的一代青年志士，使他们更加坚信了民主自由救亡图存的道理，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基础，传播了思想和文化解放的种子。(www.xing528.com)

再者，党派报的发展为后之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实践证明，无休止的争辩和攻讦不是新闻业发展的合理轨道。在现代社会中，新闻业要获得良性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依附于某个政治群体，更不能沦为党派的工具，陷入无休止的谩骂和争论当中。作为承载社会意识和思想、传播新闻和文化的特殊载体，报刊自身也要洁身自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报业有自己的成长规律，在经历一番不成功的实践后，报业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应该有独立的发展思路和明确的传播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中国特色的报刊理论提供了可供研究和反思的良好教材。

一个伟大民族的短暂乱象犹如一个人暂时迷失前进方向，能让这个民族更加清醒地认识自我，明确未来的历史任务。这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各派学说的兴起和融合，深刻影响并缔造了“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否定历史的存在，而应该深入研究历史的存在，解释历史的存在，明晰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民国元年的“办报高潮”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躁动心和功利心，是传统士人的落寞悲歌和新兴知识分子的失意尝试。虽然，当时的主流报刊大多标榜自己为某一政党的机关报，为政党服务，而实际上却没有准确认识到报刊的特殊性，沦为派系斗争攻讦异己的工具，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客观来分析，报刊在短时间内获得充分地发展，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后之新闻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是事物成长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所在。作为党报诞生前的序幕，党派报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