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晚清民初的中国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政党，那么所谓政党报纸的提法就显得不够严谨。虽然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有“一党之报”，是通过观察世界，借鉴外来报刊发展特点而提出的报刊主张，具有归纳性和前瞻性，但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当时的中国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派系的存在则更为普遍。一些政党的机关报也常常是朝令夕改，出现宣传报道前后不一的情况。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的政党报业的确走过一段表面繁荣的历程。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成为时尚：
有人统计，短期内全国出现了3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社团。在上海一地就有同盟会（国民党）、中华民国联合会、自由党、统一党、共和党、民社、中华民国工党、中国国民总会、共和建设会、大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中华民国农业促进会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这些政党社团为了宣传自己，攻击别人，大都创办了报刊。[26]
这些政党组建迅速，解散也迅速，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民初的政坛中昙花一现。统观整个民初报界，若从政治主张的角度来区分，其实就是党派报和非党派报两大类。
党派报 一般来讲，凡属于一党的机关报，有明确的报刊主张和本党的政治诉求，我们可以定位为政党报。凡属于某一政治派别，政党组织不够严谨，阶级意识不够明确，民主风气淡薄，在宣传手段上相互指责和攻讦，为谋取暂时的政治资本而服务，则为团体党派报。因为时局发展很快，报馆出现和消失也迅速，主笔更替较为频繁，民国元年，能称得上严格的政党报并不多见，是政党报和派系报的混合体与“中和物”。在这些报刊中，如主张议会政治，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一类报刊，基本属于同盟会—国民党报系，有《民立报》（上海）、《民生报》（南京）、《民主报》（北京）、《国风日报》（北京）；[27]拥护袁世凯政府，指责并与同盟会—国民党集团的报刊论战，被称为共和党—进步党报系，如《亚细亚日报》（北京）、《国民公报》（北京）、《时事新报》（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海）、《庸言》（天津）等报刊媒体[28]。大约政党报纸至少不下百家，占到报刊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尤其以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为多。[29]即使是标榜自己为政党机关报的报刊，也常常发表一些派系言论，在具体事件的言论观点上没有严格的政党立场。例如，一向严肃标明自己是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权报》，1912年5月20日刊出戴季陶的短评《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同另一家同盟会机关报、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公开进行论战，言辞激烈。这一类的言论有典型的党派特点。有研究者就指出：(www.xing528.com)
国家学会办有《国权报》，中华共和宪政会办有《共和报》，中华平民党办有《中华民生报》，大同民党办有《大同民报》，商务共进党办有《工商日报》，东社办有《济民日报》，神州女界共和协会办有《女子共和日报》，中华民国工党办有《觉民报》，中国社会党办有《社会日报》、《人道周报》等。这些报刊具有浓厚党派性，政见不同，观点各异，在宣传上相互批评指责，甚至互相攻讦，斗争十分激烈。[30]
自由权利的无限放大，导致自由的界限难以合理界定。处于转型期的民初社会，在新闻自由的使用方面出现了极大问题，“自由批评的权利呈现过激化的状态”[31]，这是需要历史慢慢总结和逐渐改进的。
非党派报 与党派报相对，则是一些商业报刊和民间报刊。这些报刊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一般不隶属于某一政党，没有明确申明支持某一派别，标榜言论自由，报刊言论较为保守、低调。一般而言，这类报纸的言论比较温和，持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如上海的《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以及一些启蒙的白话报刊等。通过报刊发行、刊登广告等方式获取资本和利润的一类报纸。还有一些消遣类的小报甚至从不关心政事，沉溺于古今传奇、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虚构故事中，当时上海的许多民间小报都属于这个范围。
根据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史，面对封建王朝的言论控制，民主自由报刊以争取民主、自由权利为武器与旧时代统治展开激烈斗争。而当旧王朝退出历史舞台，民主、自由权利争取到手后，党派之间就开始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互相谩骂批评，其恶劣程度甚至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民国元年办报高潮的实际状况是，“中国的政党报刊也几乎循着这样的演进轨迹走了极其相似的一段悲喜剧之路”[32]。其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则根源于中国传统“党同伐异”的文人政治，表达了士子“治国平天下”的情感和愿望，报刊则是实现这一愿望的良好载体和工具。这正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特殊性和特殊要求，需要从客观的立场出发准确把握历史脉搏，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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