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和朋党：民国初期政治实践的差异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成为时尚，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党会，初步统计即有680多个，政治类312个。^[15]在很短的时期内涌现出3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团体，俨然进入了现代政党社会。而实际上，这些标榜自己为政党的各类团体，既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也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更似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朋党。朱宗震先生就认为：“民国初年的政党组织，就是士大夫的朋党组织方式，套上了现代政党概念。梁启超的政党观念，就是要支持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而宋教仁的政党观念，就是要与袁世凯分享政权，甚至独占政权。”^[16]如此情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状态。

政党和朋党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意义却相去甚远。梁启超说：“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目的而结合者也。”^[17]这只是在组成形式上区分了两者的差别。根据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体系下的不同产物，是不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社会群体。

政党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18]本质上讲，政党是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是为夺取、影响和巩固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是现代国家中有着特定民主政治理念的社会团体，通常有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问题有各自的主张。在竞争式民主国家里，政党往往通过在选举中获胜，获得合法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每一个政党，都是以获得最终执政，维护特定阶级或阶层根本利益为目标的。

朋党则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是统治阶层内部形成的为左右朝廷、影响朝政、实现小集团利益而聚在一起的小团体，一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纲领、没有统一的党章，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领袖人物。它是中国传统熟人社会衍生出来的产物，与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犯法连坐制度等都有深刻而密切的内在关联。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唐朝的牛李党争、明代的东林党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政党和朋党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是阶级集团利益的维护者；而朋党则表现为代表朝廷的利益，处处拥护朝廷，维护皇权的存在，并不公开表达某种利益需求，忠于朝廷是其宗旨。在组织纪律上，政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朋党则是松散的熟人网络。政党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演变过来的，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政党政治的。朋党是中国传统集权社会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一个制度和文化底蕴甚深的传统“大一统”中国，妄图引入政党政治就迅速消化，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当时之中国既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也缺少民主政治的精神，更无从划分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人民也不懂得“民权”为何物。从洋务派到改良派，从立宪派到革命派，其性质更接近于朋党，只是在政治上的主张较为接近，在社会上层形成了一股松散的力量。他们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朝廷的力量实现国家社会的革新，反对既成不变的政策和措施而不反对业已存在的朝廷和皇帝。

民国初造，社会精英人群和实力派人物主要是从士大夫走过来，现代意识只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寻找做官的门径。人人都在争取民权和自由，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民权和自由，常常以自己的判断限制别人的民权和自由。作为客观的评价，当时就有人认为：“其真能以国家为前提，不藐视法令若弁髦，不汲汲图扩私人权利者，能有几何？而聚徒党，广声气，恃党援，行倾轧排挤之惯技，以国家为孤注者，所在多有。”^[19]当时许多明白人心里都有数，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一些研究者客观地认识到了民国初年的政党组织，认为：(www.xing528.com)

他们都想廉价地取得成功，而不是通过艰苦的长期努力，去发展中国社会的民主基础。……1912年7月27日，同盟会稳健派理论家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后又发表《毁党造党说》、《毁党造党之意见（一）（二）》等文。^[20]

民初的政党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政党，发展无序，组织松散，分分合合，凌乱不堪，一人甚至拥有多个政党身份，主要的政治人物甚至被拉入到政党内部，装点门面，拉虎皮作大旗。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党的素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21]位居统治阶层、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对民主自由的认识水平尚且如此，更遑论普通大众了。

从各种历史资料来看，一些党内的人士并不懂政党政治的本质，也不懂现代议会制度运行规律，更不懂如何维护和发展得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大多数政党的阶级意识淡薄，参政当政的意识浓厚，直接的利益诉求简单而又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手段和方式传统而单一。黄远生在当时就曾有言，政党是法治国家的神圣高尚的标志，“然今日政党之甘为万恶之傀儡，则国家之忧也。”^[22]唐德刚先生就认为：

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期（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做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23]

从概念上来讲，同盟会应该是具有现代意义政党的特征，具有纲领、宗旨、组织、制度和奋斗目标。但同盟会过于松散，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同盟会会员之间又相互矛盾，无法调和，似乎又缺乏现代社会政党的内核。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朱宗震就认为：“从中国社会的整体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接受的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观念，从内涵到程度都是一个问号。”^[24]而由同盟会分出来的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等政党组织，组建迅速，成员复杂，矛盾重重，政治目标模糊不清，则类似于传统社会的朋党。

其实，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初的中国缺少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政党。从组织形式、机构宗旨等各方面来研究，所谓的民国初年许多政党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当时《真相画报》第七期中有幅漫画，题词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25]这幅漫画和题词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当时所谓政党的显著特征。这些政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政党内涵，那么所谓政党报纸的提法就显得不够严谨。既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那么，所谓的各类机关报和政党报也就失去了其合理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