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办报高潮”时期，其特征表现与其他时期有所不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是办报的主体复杂。在500多家报刊中，既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社会主流思想人群，又有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甚至有剪刀加糨糊的无业游民办报，成分复杂。在旧体制下的人们突然进入到民主共和体制中，尝试新鲜事物成为人们争先恐后的行为，出现了复杂的各类办报人员。这些成分复杂的人群中，并不都是真正认识清楚了报纸的实际功用和价值，许多人的认识甚至是肤浅和幼稚的。只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民主自由环境，人们普遍采用了一种通过办报而实现言论自由活动的方式。无论如何，这么多人投入到办报的热潮中，相比于单一为政治目的、为思想解放目的等进行宣传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发展和进步。
其次是办报的种类繁多。因其办报的主体成分复杂，相应的报纸种类就很复杂。统计1912年的各类报纸，政党报、政论报、妇女报、学生报、农民报、工人报、儿童报、学术报、电影报、画报等等，几乎涵盖了当时发达社会中所包含的主要报纸类型，名目繁多。这也是戈公振先生称之为“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原因之一。如此门类众多的专业报刊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报刊的创办领域，促进了新闻事业发展进步。同时，各类专业报刊的大量兴办，是新闻事业走向繁荣前的一次重要实验，为今后的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再次是办报的动机紊乱。鉴于当时社会体制的剧烈变动性和形势发展的迅速性，以及社会思潮的变化性，报刊从业人员的动机十分紊乱。社会思想家急需要通过报刊解放民众思想，启发民众智慧，传播民主理想，树立价值标准；社会活动家急需要通过报刊传播政治观念，网络民心党羽，获得参政资本；各种投机分子希望通过报刊捞取政治资本，骗取钱财权势；还有一些失意文人、遗老遗少等创办报刊，抒发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换取营生等。主流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社会思想的认同感很低，社会人群躁动不安，所办报刊也是动机不纯。即使是一家报刊，出现前后言论打架的报道也是常有的事。同时，绝大多数报刊接受背后政治势力的津贴资助，在当时是不公开的秘密。[10]报刊在财力上无法实现经济独立，在言论上也就难以实现公正。这也成为《大公报》之所以不接受任何资本入股的重要史鉴来源。
因此，1912年的新闻事业不能说是中国新闻史的“黄金时期”，只能算是报业发展中的一次高潮，并且持续时间非常短。而一个伟大民族和国家的短暂乱象犹如一个人暂时的头脑风暴，让这个民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明确了未来的历史任务。这正如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期，最终深刻影响缔造了“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不能简单的否定历史的存在，而应该深入研究历史的存在，解释历史的存在，明晰历史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些研究者认为：民国初期出版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反而增添了政局混乱。[11]甚至戈公振先生也认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12]从当时环境来看，杂乱无章的报刊和争斗的确在短时间内扰乱了政局，但从长远来看，也为后来的新闻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更好地发展和运用报刊这一载体提供了某些参考。同时，新闻业对新闻自由的执著追求也促进了社会政治的发展，推进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增添了政局混乱”的观点简单否定了报业的成长规律，将报业的纷乱归之于政治的需要，不利于开展独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值得商榷。(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前后的办报热潮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政党报在各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办报纸成为一种时尚。南京临时政府应该是认识到了民国报纸带来的乱象，这种乱象不利于刚刚建立的共和国。于是，内务部出台了《暂行报律》，试图有效控制言论界的乱象，为新生政府提供良好的建设和舆论氛围。但适得其反，《暂行报律》的出台激起了包括上海报界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压力。最终，在孙中山的干涉下，内务部撤销了《暂行报律》。
无序的办报环境和热情度极高的办报人相互叠加，特别是试图进入政局的各类人物，都希望能通过报纸言论的作用达到政治目的。各式政党纷纷出版各种类型的机关报，批评和辱骂充斥报界，各种学说满天飞。1913年，为了稳固自己的专权地位，最大范围内打击由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对报纸采取了弹压政策。一大批革命党办的报刊、言论比较激烈的报刊在弹压中消失，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锐减了361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三分之二，北京的上百家报纸只剩下20余家，同时有大批报人受到迫害[13]，近代史将这一事件称为“癸丑报灾”。
“癸丑报灾”的发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也与报业自身无序的发展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时人就认为：
民国元年之报纸，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民国二、三年之报纸，转为袁家一人作记录，不知报纸为何物，且亦不知人格为何事……故吾谓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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