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办报高潮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人们思想层面的动因，同时与报刊承载政论观点的良好工具性有一定关系。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被西方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即“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制度上保障了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从此，国家的统治机构失去了以言治罪的法理基础，为知识分子言论国事提供了法治层面上的某种保护，破坏言论和迫害报人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舆论的极大压力。即使一些不学无术的军阀和政客，也不敢轻易公开否定《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附庸风雅地在各种场合大唱言论自由、民权的调子，以显示自己是新派人物，迎合潮流。
其次，各界人士迫切希望表达言论主张和思想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在野言朝，发表治国平天下的施政主张，知其不可而仍为之。在一个新兴国度里，这种氛围尤盛。民国初造，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如何尽快实现新的“大一统”中央政权，是各界知识分子迫切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士子”本能的反应。兴办报刊是最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是民初新闻事业出现短暂办报高潮的主观思想原因。
再者，报刊承载信息的良好工具性吸引了各类办报人群。自从人类社会步入到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接触和了解社会的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报刊成为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刊登信息、发布消息、传播思想的良好载体。民初的革命性变化，使社会各类人群认识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社会精英人群纷纷投入到办报的行列当中。一些党派和政客也将报刊当作斗争的根据，为自身谋利益。民初，由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幕后策划，北京的六家报纸《新纪元报》、《中国公报》、《北京时报》、《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民视报》就曾联名给黎元洪及陈其美各发了一封电报，攻击陈拥兵自卫，要求黎和各省都督联合发兵，进攻上海，将陈其美杀掉，来奠定国家稳定的基础。[1]同盟会—国民党系的报刊也曾对袁世凯进行群起攻之，让北洋政府焦头烂额，无可奈何。
正是有了法律的保护，给办报办刊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有了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报刊的良好工具性载体，民国初年出现了办报热潮。根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仅仅在1912年，中国就公开出版发行了100多种各类报刊，加上原来就已经出版的各类报刊，总数超过500多家，总销售数量达到4 200万份，创造了历史记录。[2](www.xing528.com)
这段历史无疑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重要一笔，因此，有很多新闻史著作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近代报业的“黄金时期”。如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就认为：“到1911年辛亥革命，新闻界被爱国的崇高理想所激励，掀起了新闻事业的高潮。实际上，这个阶段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3]丁淦林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说：“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我国新闻界出现短暂的繁荣，有人称它为‘报界的黄金时代’。”[4]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认为：“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5]
如何准确评定民国初年出现的办报现象，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认识新闻史，更好地把握中国新闻史发展和演进的整个过程。业内一些研究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没有将此次办报的热潮列为报业的“黄金时期”，而是称之为“第二次办报高潮”[6]、“革命报刊主导的国人办报高潮”[7]。国内学者吴廷俊认为“各种性质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造就了民初新闻界的‘繁荣’”[8]，给“繁荣”使用了引号。因此说，我们不能因为当时与之前的历史相比较出版的报纸种类多、数量大，就简单地看做是报业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当时虽然出现了相当多的报刊，总体发行量也是可观的，但真正负责任的报刊和报人却还是稀少的。当时就有评论认为：“民国初元之际，北京言论界号称极盛，类皆信笔成文，取快一隅，实一无系统无态度之时期也。”[9]大多数办报刊的人要么出于政治的需要，要么出于生计的需要，要么出于投机的需要等等诸多复杂的目的，数量大但杂乱无章，报社多但办刊宗旨难以持久、办报时间持续较短。这其中因由，不是简单归纳就能分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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