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晚清报人对政论报刊的政治功能化的塑造和改造，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之路与西方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报刊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社会媒体。政论报刊是中国特有的传播媒体，与政治主流意识有紧密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历史特征。清末报刊的政治化过程，呈现出由下到上、由边缘到中心的特征，逐渐成为融入政治核心当中。
（一）晚清报刊由下层到上层，完成了民间角色到官方角色的演变。晚清报刊的发展历史实现了报刊媒体民间角色向官方角色的过渡，报人的政治地位趋于上升，报刊媒体越来越趋向官方化。
早期报人主要是一些寒士、庶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比较低下，“他们是科举落第之后由一般二流文人转为的记者”[58]，处于社会结构底层。但早期报人与上层士绅阶层一样，接受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对朝廷的革新自强抱有极大的期许。虽然处于社会结构下层，早期报人仍旧心系朝廷，借助报刊媒体的“通达”功能，希望自己的建言能“通达”到圣上那里。早期报人的政论报刊处于社会末端，是不起眼的民间角色。
与之相比，维新派人士主要是社会结构中的士绅阶层，其社会地位明显要高，并能借助旧有渠道实现与朝廷上层的沟通。维新派报刊的政治目标也更加明确，并受到官方的默许和暗地里的资金支持，逐步向官方意识形态迈进。在维新活动后期，已经有部分维新报刊进入朝廷视线，被改制为官报性质，孙家鼐就曾上过《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
革命派兴办的政论报刊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机关报，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上海《警钟日报》曾发表论说，认为“报馆有维持清议之天职，报馆有据事直书之实权”[59]，即报刊也是具有权利的社会机构。在清贵族统治的时代，这是“大逆不道”的、关于言论自由权的主张。革命派的报刊彻底走进政治核心，扮演了革命官方政治诉求的角色。
（二）晚清报刊由边缘到中心，实现了由新闻业学习者到政治组织者的演变。赵建国教授在研究早期报人社会地位演变时指出，“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同业组织的创建及其维护报界权益的活动是报人努力‘中心’化的体现”。[60]这种“中心化”的结果就是，报人有利于趋向于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报人的新闻话语权逐渐上移，直至成为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实现与政治话语的同构。晚清政论报刊的发展过程证实了这种演变。(www.xing528.com)
早期报人对于报刊的认识还停留在学习阶段，报馆缺少专业记者，缺乏或者根本没有新闻采访活动。直到民国的时候，记者还被称为“访员”、“访事者”等，缺乏必要的职业认同感。这与外报的新闻活动有很大的区别。早期报人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和模仿，最主要的学习成果，就是报刊能够承载和传播言论，是向朝廷勤恳进谏、奉献忠诚的捷径。因此，作为报刊媒体的学习者，早期报人利用报刊“建言”和“清议”，用语多用“宜”，建议的色彩比较浓厚。
维新派人士兴办的政论报刊是早期政论报刊的“加强版”，其主要目的是政治宣传和变法主张传播，营造变法的舆论氛围。维新派报刊同样比较缺乏现代新闻传播机构的一些基本业务组成，主张“开民智”、“废科举”、“设立报馆”，“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一系列变法内容，政治宣传是放在第一位的。维新派向朝廷奉献忠诚的方式就是维护君主权威，变法自强，振兴朝廷，实际政治操作的意图比较明显。
在革命派那里，报刊已经成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机关，与政治革命实现了同构。革命派的政治目标是推翻清政府、平均地权、建立共和政府，革命派报刊则是开展激烈的反对清贵族的政治宣传，广泛动员社会有识之士，报刊成为政治活动的组织机构和革命动员机构。
从早期报人到维新派，再到革命派，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晚清报刊从学习外报开始，有选择性地对报刊功能进行中国式的塑造，直至与政治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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