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报与民间报刊竞争中庸无力

清末官报受制于君主专制的官僚体制，报馆缺乏新闻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清廷业已僵化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清末官报都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和章程，对官报栏目和刊载内容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范，各地和各部门官报办报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此外，管理官报的各级主官缺乏近代社会知识，其思维还停留在旧世界，对近代报刊的本质内涵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包括张之洞等朝廷大员，对报刊的认识几乎与早期报人无异，却没有早期报人建言的勇气和决心。官报被他们办成了“公文报”。

清末官报完全受官费资助，缺乏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清末官报是清末地方权臣主导创办，由地方官书局、官报局等政府机关主办和出版的报刊，试图控制社会舆情、维护满清朝廷统治的举措。清末官报的经费主要靠官费支撑，如《湖北官报》经费由善后局提供，《湖南官报》由湖南洋务局主办，《北洋官报》由直隶地方当局主办，《江西官报》由南昌报馆局主办，《南洋官报》由南洋官报局出版，是南洋通商大臣和两江总督衙门所属的政府官报，《秦中官报》由陕西课吏馆主办，《安徽官报》由安徽省官报局主办，《商务官报》由商务官报局出版，《南洋商务报》由江南商务局主办，《吉林官报》由吉林官报局出版，《甘肃官报》由甘肃省官书局出版，《黑龙江公报》是黑龙江巡抚衙门主办的官报，《浙江官报》由浙江官报局主办，《河南官报》由河南官报局主办。清末官报处于一种“吃喝不愁”、“养尊处优”的状态，缺乏社会竞争力，在与民间报刊的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

清末官报的传播范围比较狭窄，信息传播的效果比较有限。清末官报对报刊的发行事务不甚关心，办报的目标是办给朝廷看的，报刊也多以赠送的形式进行发行，《湖北官报》就曾将创刊号派送2万余份。在很多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那里，官报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对此，有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场中人，其思想以富贵利达为目的物，其言论以升官发财为口头禅，且公事旁午，案牍劳形，其无自撰之论说也亦宜。”^[49](www.xing528.com)

清末官报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边缘化。纵观清政府对报刊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清政府走过了一条抵制近代报刊、禁止报刊言论、迫害报人、自办官报退守舆论阵地、最终失败灭亡的发展道路。作为封闭僵化和故步自封的封建王朝，清政府在报刊领域屡屡错失良机，不晓得新闻运动规律，也不愿意委身学习，一步步地从舆论阵地上败下阵来。有研究者就指出：“清末官方的政治传播表现，对西方改良观的顶礼膜拜，对改良主义者由暧昧到镇压，最终又不得不步其后尘施行新政，归根结底是核心思想观念的混乱所致。”^[50]清政府的整体思维模式还停留在旧时代，对现代社会缺乏清晰的认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无力抵抗。在清末的言论市场中，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清末官报节节败退，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带，不可能挽救清朝于危亡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