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行为的指导，实践是理论的应用。革命派领袖将报刊纳入政治框架，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一个具体情况，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一个典型特征，体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史情。
首先，革命派人员笃信西方国家民主制度，革命性更加强烈。不同于早期报人和维新派人士，革命派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留洋知识分子和青年，身份的不同决定了立场和认识的差异。这个规模巨大的留洋知识分子群体，接受的教育不再是僵化和封闭的儒家传统君国思想，而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是三权分立的契约精神。他们所学、所见、所想，激发了深层次的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勇气。虽然，革命派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所持政治主张亦有不同的差别，但对于清廷而言，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政治理念。革命派普遍目睹了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达现状，将清贵族视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顽固势力，必欲设法推翻之。革命派利用报刊争取彻底民权，聚集“先知先觉”者，成为“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心”[36]。革命派的报刊是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工作需要，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其次，革命派报刊政治诉求更为明确和直接，政治动员功能得到强化。革命派报人主动建立自己的机关报，将革命宣传纳入到政治工作当中，革命报刊“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革命派第一个正式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曾印行《中国报序》称：“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37]《苏报》公开提出：“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38]1905年11月26日，《民报》创刊于东京，成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期冀《民报》培育先知先觉者，“能策其群而进之”。在政论口径上，革命派提出了更为激烈和大胆的政治主张，上海《苏报》曾发表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革命军论》等政论文，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武汉《大江报》曾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发了“《大江报》案”，对武昌首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革命派那里，报刊已经不是单纯的媒体，而是社会革命的舆论机关和动员机关。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的观点，为报刊成为革命动员机关提供了政治努力方向，《民立报》等革命报刊成为革命组织的机关报。在上海，一些革命派报刊成为革命者的秘密组织机构，“《民立报》、《神州日报》、《民声报》都成了当地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光复前夕的某些准备工作，就是在这些报馆中进行的。”[39]同时，远在海外领导民主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对国内同盟会骨干及国内的革命工作，凡有指示，都直接把电报拍发到《民立报》，由它代为收转。它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一个重要指挥所。”[40]据方汉奇先生的考证，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有7名革命派报人。[41]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就指出：“当时革命派的报纸不仅仅是舆论喉舌，同时也是革命的组织机关。”[42]革命派报人通过报刊媒体开展革命动员工作，已经完全实现了报刊政治化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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