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是近代社会的重要组成机构，尤其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体系中，充当着社会“瞭望者”的角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早期报人已经注意到报刊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对报刊的理论认识有着特殊的诉求。作为一种特别的媒体，报刊的信息传播功能符合早期报人的需要，贴合了早期思想家们的原始动机。
王韬认为：
盖圣人不自有其圣而唯恐下情之壅于上闻也。故尧有直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询政行人，问老衢室，途议巷说，靡不收采，岂直以市好谏之名哉？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5]
郑观应认为：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6]
陈炽认为：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然而分隔势暌，堂高帘远，古人于是有谏鼓谤木之制，有采风问俗之官；唯恐下情不得不（上）闻，上则不能下究，所以防壅蔽而恤痌瘝者，如此其汲汲也。[7](www.xing528.com)
基于文本分析，早期报人不约而同地引用“谏鼓谤木”的典故，引出关于报刊的命题和主张，为新闻纸的合法性提供学理上的支撑。“谏鼓谤木”的典故讲述的是尧、舜注意采集和倾听民间意见的淳朴做法，反映的是古代圣君明主对民间声音持开明态度的高尚品德。早期报人共同引述此典故，试图为创办报刊行为建立法理依据，效法前贤，最终目的则是渴求进谏奉献忠诚，“于各省多设报馆”，“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8]直观地体现为儒家的传统价值取向。
因此，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报刊的研究著述中，早期报人对报刊“通达”的功能情有独钟，热切期盼朝廷君主能够“博采舆论”、“求通民隐”、“防壅蔽”等等，实现由下及上的意见传达。这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的追求，同时解释了政论报刊何以重视“通达”的原因。
首先，处于社会底层的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时政，努力寻找代言工具。最早从事报刊活动和报刊理论著述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即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一般知识分子，是一些庶士、寒士、幕僚等。他们深受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影响，具有中国士人的基本情怀，志存高远，忧心国事。然而，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普遍较低，无法通过社会正常渠道向朝廷传达自己的苦心衷肠。王韬就曾这样评价自己，“至于一介儒生，何敢谬陈得失；虽有闻见所及，亦第援古证今，仅同瞽诗朦诵之例。”[9]而报刊媒体，特别是报刊媒体所具备的传播信息的功能，为意见输送提供了渠道上的支持，成为建言、立言和传播言论的良好工具。
其次，报刊“通达”的功能被重点用于政论的传播。早期报人无一例外地强调报刊媒体“通达”的功能，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报刊其他功能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现实政治需要。可以说，早期报人对政治功利性的选择和定位，从办报伊始就基本奠定，是早期中文报刊的政治出发点。郑观应所说，“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10]，实际上是利用报刊“通达”的功能，期望朝廷能广开眼界、接纳建议。作为庶士或幕僚，这些忧国忧民之士渴望将自己所知所闻所想送到朝廷皇帝那里，实现建言“通达”的目的。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早期报人最为看重“通达”功能原因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就是，将报刊建言的内容“通达”到朝廷上层，即以报刊为媒介，建立一条直通朝廷的信息通道。
基于对近代报刊的特殊认识，早期报人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设立报馆的主张，以期实现政情建议“通达”朝廷的政治目标。“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王韬）、“宜设洋文日报”（王韬）、“宜设洋文报馆”（陈衍）、“宜妥订章程”（郑观应）、“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郑观应）等，是主张办报的最早呼声。在用语上，早期报人频频使用“宜”字，言之切切，体现了“忠诚进谏”的诚心。早期报人实际上扮演了进谏士子的社会角色，试图将自己对于时局的认知和见解通过报刊实现转达至朝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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