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报人主要构成是一些下层士子，其社会政治地位普遍不高，处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些科举考试不得志的寒士、庶士、幕僚。美国学者白瑞华就曾指出：“他们是科举落第之后由一般二流文人转为的记者。”[1]他们在科举之路上找不到出路，有些依附于官绅上层，有些学习外人办报经验，从事近代报刊活动。
早期报人与上层士绅阶层一样，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对朝廷的革新自强抱有极大的期许。与一般传统士子不同的是，早期报人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对西方报刊有最直观的了解，后来的黄胜、王韬等人更是直接参与了西方在华报刊的编辑活动。同时，有些早期报人还参加了西方的学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刻工梁发就曾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撰写过《劝世良言》（对洪秀全启发较大，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容闳、黄胜等人曾在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
虽然处于社会结构下层，早期报人仍旧心系朝廷，借助报刊媒体的“通达”功能，希望自己的建言能“通达”到圣上那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早期报人的政论报刊处于社会末端，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了不起的民间角色。经过早期报人的努力，西方世界知识得以传播到封闭落后的大陆地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www.xing528.com)
早期报人创办的报刊主要在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出现了最早的国人所办报刊。香港《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黄胜曾任编辑。《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创办人是陈霭亭，黄平甫、王韬等曾参加主笔工作。其他还有《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汇报》、《循环日报》等。其中，王韬等人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2]。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3]，在主笔《循环日报》期间，每日一论，撰述各类政论文、建言类文章可谓车载斗量。王韬对于西方报刊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充满无限向往之情的，“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4]作为早期勤奋的报人，王韬笔耕不辍，《循环日报》也因之脱颖而出，成为近代早期出色的政论报刊，为世人视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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