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论自由的鼓励下，据资料显示，1912年仅在北京就有超过90家报社申请注册[46]。可见，当时社会对报业是多么的亢奋，热情值和期望值是多么的高。在一个曾经实行言论禁闭的时代，突然之间，大家就可以随便说话、发表自己对事物的观点和内心感受，而不用担心政府官员、县太爷等官僚的抓捕了。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不能不让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即便这样，1912年也发生了不下10起迫害报馆和报人的恶劣事件，有些是发生在租界内部。[47]在社会秩序还未正常建立的情况下，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统治阶层是不会轻易接受民主自由思想的，更难以容忍报刊对自己的批评和议论，稍不如意，便重操镇压的大棒。
辛亥革命前后办的大多数报刊生命周期都很短，似昙花一现，如轰动一时的《苏报》、《大江报》等报纸，办报时间都不是很长。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许多革命报人转身成为政府官员，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报馆的办报实力大受损伤。1912年年底，仍坚持出版的报刊大约为270家。《苏报》的组成人员较多，1896年6月26日创刊，至1903年7月7日被清政府查封终刊，前后办刊算是比较长的。而如果从1902年底《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算起，公开发行时间也不过半年有余。而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报案的主角也就两个人，詹大悲和何海鸣，办报的资本也是社会集资，从创办至被查封也仅半年有余。《大江报》因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文章，一周之后即被湖广总督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借口查禁。虽然当时兴办报纸的数量很多，但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办报的质量和办报的时间大打折扣，其社会影响，若非发生清政府迫害报人的恶性事件，影响的范围恐怕也比较有限。
另外，办报风潮虽然汹涌澎湃，但接受人群的总数量仍十分有限。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人口数量超过4亿[48]，大多数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和劳工大众，能够掌握文字并有剩余资金购买报纸进行日常阅读的人数实在太少。社会士绅、士绅后代和留洋分子在社会人群中的整体数量仍旧不高。在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普通民众对于革命的热情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充满幻想，对于革命、民主、自由、民权等概念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体验，即便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也缺乏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深入理解，更缺乏丰富的民主国家执政经验。“维持自由不仅需要国家层面上的混合均衡的共和宪政制度设计，还急需公民对公共生活的自我治理”[49]，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竟，思想和实践是有很大距离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里。
此外，从办报的主体来看，除了一些革命派人士办的革命报纸外，有很大一部分报纸是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人士为控制言论而兴办或购买的，如《申报》、《时报》等。癸丑年前的两年是近代报业发展史上的办报热潮，是言论逐渐放开、中央集权程度降低、外来思想大量涌入、新旧知识分子广泛兴办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民国元年前后的办报热潮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毕竟向社会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开启了民智，鼓舞了民心，动摇了清贵族的统治基础，为形式上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正是《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革命书籍和报纸文章的发表，以及清政府对革命报刊的迫害，激起了广大革命党人的革命斗志，最终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给推倒。武昌首义能够一举取得成功，与湖北报人“多年推动舆论宣传、灌输革命思想，实有很大关系”[50]。梁启超在归国后的第一次演讲，即在北京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说，认为国内革命斗争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51]，将报业的舆论宣传列为第一要位，确有其根据和道理。
【注释】
[1]引自申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1913年2月22日），见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珍藏本（1912—19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3]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在上海致袁世凯电，云：“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参见孙中山：《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76页。
[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5]李异鸣编：《非常言》，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6]引自《北伐声中总动员》（1913年1月8日），载《民立报》，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珍藏本（1912—19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7]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
[8]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9]郑曦原、李方惠、胡书源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86页。
[10][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
[11]引自何书彬：《袁世凯：摇摆中的共和》，《看历史》2010年第12期，第32页。
[12]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4]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362页。
[16]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17]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第2版，第203页。
[18]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19][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第8页。
[20]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1]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2][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审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第9页。
[23][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www.xing528.com)
[24]朱宗震：《真假共和》（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25]章炳麟：《武昌都督府转谭人凤诸君鉴》，《大公报》1911年12月11日。
[26]郑曦原、李方惠、胡书源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76—377页。
[27]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克服脸谱化认识历史的简单思维，根据史料判断形势，理性认识当时的具体情形。关于民初袁世凯的特殊状况，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朱宗震先生的《真假共和》等都有比较客观理性的分析和交待。具体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3—14页。
[28]引自[韩]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9]引自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30]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31]梁启超：《难乎为民上者》，《清议报》（第98册），1901年10月11日。
[32]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33]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15页。
[3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35]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36]朱宗震：《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37][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卷），[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吕厚量、梁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38]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2页。
[39]参见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64页。
[40]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第32页。
[41]陈冠兰：《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2页。
[42]朱春阳：《关于史量才与〈申报〉三个问题之思考与追问》，《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第90页。
[43]陈冠兰：《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第2页。
[44]王薇：《租界社会与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7页。
[45]陈志强：《租界、“洋旗报”与近代报业——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生存环境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37页。
[46]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8页。
[47]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88页。
[48]这段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外国入侵的动乱年代，中央政府对地方缺乏有效的管理，并未开展有效的人口统计工作，实际人口数也没有确切、统一的数字，《剑桥中国晚清史》等书籍基本倾向于超过4亿，袁世凯也曾有过“四万万五千万”之说。
[49]张昌林：《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念及其价值》，《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57页。
[50]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5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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