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革命力量在南方迅速发展的时候，满清朝廷的后宫正演绎着一场政治权力变更的好戏。皇族内阁成员在内外交困下纷纷离职，连不可一世的载沣也提出辞呈而自保。清政府只剩下从未离开过皇宫、对外毫无见识的孤儿寡母。袁世凯，这个小站练兵的北洋新军将领走到了历史前台。
历史学者对于民国初年的政治研究颇多，对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研究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客观立场出发，回到历史本身研究历史人物，逐渐改变简单化、脸谱化的认识倾向。
作为历史人物的袁世凯，并非简单思维下的军阀、卖国贼、窃国大盗等形象。相反，在当时舆论环境中，他是被时人誉为可以改变中国社会状况的关键人物，被寄予厚望，具有不可替代性。当时，包括同盟会内部的章太炎等社会温和派人士，都不希望看到国家流血牺牲，百姓遭难，更希望有一个强权人物能尽快收拾残局，恢复社会秩序。连远在日本的梁启超都主动放弃君主立宪思想，写信给袁世凯，献计献策，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极尽殷勤之能事，为袁世凯当政出谋划策。可以说，当时众多影响时局的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都以不同方式表示出让袁世凯主持民国大局的意愿。[3]
此外，国外的媒体舆论也普遍倾向于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一些国外研究甚至认为：“在晚清的官吏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袁世凯那样，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改革成就。”[4]虽然，作为革命精神领袖，孙中山则一直在从事着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引领着革命潮流。但孙缺乏必备的实力，以其自己的话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5]此时，社会的掌权者、实力派、立宪派和士绅阶层均希望袁世凯能主持大局，尽快完成改革，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1912年，随着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国境内出现了三股角逐政权的势力。(www.xing528.com)
首先是清廷的残余势力。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宣布共和，使清廷登时陷入了非法的尴尬境地。但作为历史的残余力量，它不会轻而易举地让出既得利益。清廷的残余势力主要是一些比较激进的王公贵族，包括良弼等宗社党成员。军事力量主要是清八旗子弟、绿营等官兵。但后宫的隆裕皇太后非常清楚，仅仅靠已经完全腐化堕落的清八旗和一帮激愤的宗社党成员，根本无济于形势扭转，且深宫母子的安危都将不保。在朝廷根基动乱的紧要关头，每个普通的人都在为自身性命安危考虑。我们不能否定隆裕皇太后求生的本能和弱小人物自保的意识，也不能对一个缺少政治眼光和有力政治手段的宫闱妇人求全责备。所以，在南北议和一事上，清廷始终反应迟迟，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再错过主动的机会。
其次为南方诸省的革命势力。革命势力是首义力量，在南方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并积极开展北伐的动员，制造声势。[6]革命力量希望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家，实行总统制。政治成员主要是同盟会会员、留学生、立宪派人士、士绅阶层等。但革命势力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成分复杂，政治诉求各有不同，因形势发展需要而短时间内聚集在一起。军事力量主要是南方起义新军、会党和各省独立的军队，派系成分复杂。孙中山和同盟会最初设定的革命计划是由“先知先觉”之人[7]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推翻清政府，一直没有培养和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更缺少稳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引以为戒的，也是当时角逐政权的最大制约因素。
再者就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势力。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不明显，观察、掌控时局的能力较强。这是当时政治中的典型实力派，拥有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军事组织，北洋六镇新军，总数超过7万人。这支部队作战能力强，作战经验丰富，财力雄厚，更拥有一个官场老手袁世凯，官场经验丰富，处事风格老到。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世凯一面又使清廷出内帑备战，又假太后旨胁亲贵报效军需。然世凯非真与民军较优劣，亦非真有爱于清廷，共和之必成非不知，清帝退位，又其所甚愿。”[8]今天看来，袁世凯的确是凭着官场政客的下意识行为最终达到攫取国家政权的。
1912年，处于最有利位置的历史人物当属袁世凯。在当时，清朝处于危机之中，除了袁世凯又没有可用之兵。然而，朝廷却没有掌控袁世凯北洋军队的资本，只能在无计可施之中选择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1911年，袁世凯重新出山，向朝廷呈上了新的内阁成员。新内阁名单没有一位皇族成员，致使年仅26岁的摄政王载沣辞职。在这场影响历史进程的变局中，袁世凯得以坐观其变，左右逢源，以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向清政府威胁，以劝宣统皇帝退位向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相要挟，两面都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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