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革命胜利，临时政府成立

1911年，也是清帝退位前的一年，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发生着复杂的变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此时集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士绅阶层正在立宪运动中失望之极，在保路运动中积极奔走；革命党正积极筹备推翻清朝的最后一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正谋划着如何东山再起；只有清朝腐朽贵族还盲目不知所为，在大变局面前束手无策。

在武昌首义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四省上演。与以往农民暴动和宗教动乱不同，保路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士绅阶层，他们曾经是传统王朝统治的同盟军，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维持者。清廷收回路权的做法，既缺乏合理性，又缺少艺术性，间接地将自己人推向了对立面。

这场最初由士绅自发组织，并引起社会各阶层人民参与的社会运动，瞬时蔓延，尤以四川斗争最为激烈。发展到九月份，四川全省已经有60余县成立保路同志会，数千万人卷入其中，局面渐渐趋于失控状态。在成都，保路同志会与会党联合，联合市民阶层，同清政府展开了直接而激烈的对抗，矛盾一时不可调和。

慌乱中的清廷急忙调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当地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湖北新军入川，直接导致湖北省守防力量的薄弱，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客观有利条件。

成立于新军内部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秘密的革命组织，在保路运动风潮中积极筹备发动武装起义，但事态的发展则充满了偶然性。10月9日，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试验炸药时，因不慎发生爆炸，起义领导人仓皇逃亡出城，随之传闻革命者名册、旗帜等落入清军之手。湖广总督瑞澂在城内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事态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10日晚，一部分新军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士兵的排长，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接着，起义军经过一个晚上的激烈战斗占领了武昌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并迅速攻占了汉阳和汉口。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作为重大喜讯，迅速传遍全国，鼓舞了各地的革命武装斗争。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先后有13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

1895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以及后来同盟会先后发动武装革命起义10多次，加上其他革命组织的零星起义将近30次，然都如昙花一现，无一胜利。但职业革命家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孙中山，革命种子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后得到广泛传播。从这一点上讲，武昌起义的胜利既是事物发展的偶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至于孙中山也认为：“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www.xing528.com)

此时，清贵族忙中出牌，请袁世凯出山，领导朝廷来镇压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挽救清室于危亡之中。愚昧的清贵族“有病乱投医”，匆忙请出袁世凯，给他“同时背叛朝廷和革命”^[2]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形下，作为北方实力派，袁世凯控制着六镇新军，虎视眈眈，其北洋集团是清朝唯一有可能掌控局势发展的力量。九年前的戊戌政变，维新派人士正是因缺少军队实力派人物支持而旋即失败。清贵族没有意识到，九年后的镇压革命起义的行动中，他们则最终被袁世凯这个军事实力人物所埋葬。

面对一个官场老手、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袁世凯，已经被掏空的清政府和几个年轻而又妄自尊大的清贵族又如何能控制得了？发展到这种局面，清廷的贵族们基本失去了对局势的政治控制力，无法也无力改变败势。于是，清廷的贵族们纷纷逃离京城，宫廷里则再次上演了一出孤儿寡母“垂泪到天明”的真实历史剧。袁世凯左右逢源，通过“南北议和”和“温情逼宫”，连哄带骗，最终完成了对北京的绝对控制，并以此企图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辛亥革命打破了旧王朝铁板一块的统治，最大范围内网罗和鼓舞了革命党人，同时激起了立宪派士绅阶层的极大兴趣，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和机会。这时，孙中山结束了16年的流亡生涯，从海外匆匆回到上海，于1911年12月25日抵达上海码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到达国内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南洋路10号赵凤昌的“惜阴堂”。在这里，他与江浙实力派人物、同盟会高层等进行了紧急而激烈的密谋磋商。短短4天后，孙中山就以16票的绝对优势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3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仿效西方民主国家宪法，将言论、出版自由写进国家大法。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在形式上正走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