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元年的新闻事业，我们应该立足于民国元年的特殊性状况来研究，从报人的主体思想出发，回到历史本身，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当时新闻事业基本概况，从微观角度探索主要报人的思想演变特点和报业具体活动。通过对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912年的新闻事业开展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从形而上讲，希望通过对民国元年新闻事业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中国新闻史理论。
国内学者一直呼吁新闻史研究应该回归“新闻本体”，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始终没有完全摆脱革命史、朝代史的束缚，甚至按照政治史的发展解读新闻事业的发展，从当前通行的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就可见一斑。本研究选择具有“分水岭”意义的1912年的新闻事业概况着手研究，深入勘察中国新闻业的特殊历史情形，试图通过对民国元年新闻事业展开较为深入的探析。通过立足特殊的国情、史情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历史，研究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特殊性，以期更加合理地把握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整体概况，分析研究新闻从业人员办报的动机、目的和效果，选择研究报人的新闻思想和职业追求，窥探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为本土化、民族化的新闻史研究建设贡献点滴想法。
（二）从研究方法上讲，希望以民国元年新闻事业特殊性的研究来摸索创新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开拓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
历史的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历史又有其特有的属性，研究者无法直接面对异常复杂的历史过往，没有直接的办法去近距离观察它们。所以说，历史研究“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35]。同时，“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为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36]。本研究试图综合运用国内外历史学研究新方法，汲取“大历史观”和“新史学”的有关理论，着眼于新闻从业者对“士”的精神继承和发展，从“士”的精神的演变和士人的转型入手，探索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性，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新路径、新角度，开拓研究新视野，抛砖引玉，促进新闻史学科的独立发展，百花齐放。
中国新闻史研究绝不是简单的分段、分期的归纳和叙述，更不是革命史、朝代史、社会史的附属，新闻史的特殊性问题需要引起业内研究的重视，亟待发掘和研究。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国新闻事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系，即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37]，或曰“文人论政”。本研究欲勘察民国元年新闻事业的特殊状况，揭示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影响，诠释中国特有新闻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试图探索一条研究新闻史的新路径，以供方家批评。
（三）从形而下来讲，希望能为重新编订中国新闻史教材提供可以参考的视角，寻觅可读性强的新闻史写作角度和方法。
当下，高等院校通用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普遍采用编年体例，以叙述和评论的方式撰写，新闻史历史分期的标准缺乏新闻事业本身的独立性。而历史的叙述加简单判断的写作方式又使新闻史著作缺乏可读性，缺少吸引力。本研究希望能为重新编订中国新闻史教材提供一个新视角，以新闻业的特殊属性吸引读者注意，启发读者思考。希望这个不成熟的思路能为新新闻史写作提供些许参考，有利于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新闻事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为国为民的士大夫之气，促进新闻史的高等教育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期望以剖面的方式，立足1912年的新闻传播业概念，以中国传统士子精神传递为主线，通过面上的分析和个体的探讨，探析民初新闻业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
【注释】
[1][美]鲁滨孙（J.H.Robinson）著：《新史学》，何炳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引自“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德]黑格尔（Hegel，G.E.F.）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蔡元培：“蔡序”，载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4]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5][美]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6]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本卷导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页。
[7]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29页。
[8]方汉奇：《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8—29页。
[9]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0]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11][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12]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140页。
[13]陈昌凤：《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http：//tech.sina.com.cn/other/2003-10-09/1706241976.shtml，2003年10月9日。
[14]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www.xing528.com)
[15]吴廷俊：“绪论”，《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6]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41页。
[17]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第5页。
[18]杨朕宇：《浅论新闻史研究的未来路径》，《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年第12期，第75页。
[19]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21]田秋生：《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第81—82页。
[22][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原序”，《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6页。
[24]同上书，第36页。
[25]余英时：“新版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6]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见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27]钱穆：“引论”，《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
[28]引自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9页。
[2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
[3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0页。
[31]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3]黄仁宇：“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
[34]朱宗震：《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35][美]鲁滨孙（J.H.Robinson）著：《新史学》，何炳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3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37]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见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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