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创新，创新的根源应立足本身。创新的思维不能仅仅局限于引进外来学术成果，创造新词汇。在当下研究环境下，以全新视角审视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以沉着审慎的心态研究历史的变迁，以诚恳务实的工作开展新闻史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的正常路径。本书所言含有“复古”的思想，但绝不拘泥于传统的文化束缚，而是希望重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成果，来分析和研究100多年来的新闻事业。须知“历史知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27]。换句话说，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更是密切联系着当下的社会变动，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是一个庞大的课题，笔者学识谫陋，不敢贻笑方家。有感于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境况，冒昧提出创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的一些路径。
首先，要培养研究的自信力。中国的新闻实践决定了中国的新闻史与西方新闻史不同的发展历程，盲目地追随西方眼花缭乱的各类理论，牵强地解读中国100多年的新闻史，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追赶国外思想理论也无形中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余英时先生就认为：“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虽然比西方落后，但史学一向自成系统而甚有光辉，有什么理由唯西方是从呢？”[28]一个常常跟随他国思想的民族是难以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又如何能够提高自身的自信力呢？同理，中国新闻研究若是过度依靠外来理论来指引我们的大脑，从心理上接受了国外思想理论较本国先进的潜意识影响，势必产生油然而生的挫败感，影响到中国新闻史研究。“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29]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的情况有着迥然的不同，要勘破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就不能不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历史出发，总结归纳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规律，探索研究新闻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不从根本上汲取中国的优秀思想和方法，认识到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势必影响到自信力，而最终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个体的研究者，还将影响到后之研究者和更长远的子孙后代。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任何舶来的产品都不可能恰如其分地适合本国国情，推动本国进步的那只看不见的手，都是在本国的实际情况中产生效应的。黄仁宇先生说：“最令我们存信心的，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以任何‘主义’解决问题都不可能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要处在绝境与‘柳暗花明’之中突过难关，创造出一种新环境。”[30]对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今天的研究者要有整合再造的信心和能力，结合实际，创新思想，找出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说，研究中国新闻史需要创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而方法的创新却是在国内，在自身对民族新闻史的认同和自信力上。(https://www.xing528.com)
其次，要走民族特色，探因果关系。考察中国的历史，其自身独有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孕育孵化，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作为遗传基因，在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绵延不绝，影响到每一个人。”[31]中国新闻史研究要走民族特色，重点探寻100多年来的新闻史演变规律，以期为后之新闻工作者提供可资借鉴的规律和认识。梁启超在解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时，认为历史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32]。意思是，中国的历史要记述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演变事相，归纳其成果和不足，探寻历史演变背后的因果关系，目的是要为当代人活动的借鉴。当前，虽然中国新闻史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但历史事件累积出来的新闻史味同嚼蜡，严重降低了学生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兴趣。中国新闻史只有创新发展更好的治史方法，才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供后人镜鉴的史学。中国新闻史要走出一条创新的路子，就不能脱离民族历史的背景，就不能不联系中国10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剧变的史情。期间发生的汹涌澎湃的新闻实践活动必有感动今天的东西，供当下的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分析新闻事业的功绩，归纳本体发展规律，探索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以达成为今人“资鉴”的目的，才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需要完成的工作。
再者，吸取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新闻史。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说：“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33]中国近现代社会变化之剧烈前所未有。作为在社会变革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国近现代报业，与王朝历史上的“断烂朝报”相比，所起作用非同寻常。相比西方新闻事业，中国新闻事业在民族国家发展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更大、更重，成绩也更加辉煌。中国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无法等同于西方新闻事业，它同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紧密相连，也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研究历史最需要科学的态度，“要求历史工作者运用尽可能的手段，对客观历史进行越来越详尽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再作出相应的判断”[34]，中国新闻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复杂程度绝非一般而言。简单地将别人的新闻史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不仅不能科学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规律，反有障人耳目之嫌。所以说，探寻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须先明白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要深入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才能摸索出中国新闻人的特殊功绩，才能创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这是业内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今之研究者努力钻研之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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