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民元时期新闻业的剖面研究

综合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仍处于本体迷失的尴尬境地。虽然国内学者宁树藩等大声疾呼新闻史研究应该回到新闻本体上，但实际操作中，新闻本体意识仍非十分准确和明晰。“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和僵硬”^[18]，难以做到与中国新闻史的“无缝对接”。这种本体迷失主要呈现两种状况。

首先，中国新闻史研究难以把握自己的学科领域。对历史的研究应该回到历史的本身，“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社会内容、事件史、记录事件所反映的价值史”^[19]。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革命史、政治史、朝代史的烙印，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因照搬苏联建设经验，中国新闻史研究也基本照搬了苏联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例，沦为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这一点仅从新闻史的分期问题上就可见一斑。可以说，中国的新闻史从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本体独立意识。由于本体意识不够强烈，无法突出中国新闻史的特色，导致在方法论上犯下致命问题，即以为史料的详细就是新闻史学。正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方法和正确的认识，中国新闻史研究仍是大量史料的堆积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初级阶段。梁启超认为：“从人类到今日，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有前后因缘的关系。倘使作史的时候，把他一段一段的横截，或更依政治上的朝代分期，略说几句于实际政治史之后，那么，做出来的史，一定很糟。”^[20]中国新闻史研究就存在这种问题。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新闻史与中国的政治史、革命史、社会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如何在这些关系中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规律，使之成为一个学科的特有东西。

当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史情的认识过于简单，对新闻人物的研究过于武断，对新闻报刊的论述过于表面，做出来的新闻史总在有意无意间靠向了其他学科，脱离了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仅以《申报》为例：《申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何运转，史量才如何能运作成功，《申报》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等等内容，当前的新闻史教程并未确切告诉读者。我们仅仅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家报纸，很成功，能敌国民党的百万雄兵，它的名字叫《申报》。眼下的新闻史更像是报纸的起止流水账，在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高大背影下存在。作为新闻史学，既要在“史实”上做文章，更要在“学问”上下工夫。

其次，中国新闻史研究无法割舍与西方新闻史的联系。国内一些研究者似乎对国外的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情有独钟，经常舶来西方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动辄用施拉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欧美学者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情况，牵强地强加到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上，有拾人牙慧之嫌，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创新力不足。如，有学者主张用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新闻史，认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也应该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和观点来阐释中国新闻史，并提出了“以拉斯韦尔的‘5W’框架研究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活动和现象”、“通过媒介生态环境的研究来寻求新闻史的理解和诠释”等观点^[21]。一些研究者眼睛总是向外看，希望能从国外学术界找到适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往往忽略中国近现代复杂的历史演变实情。作为解释性研究的经典之作，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在序言中给新闻史下的定义为：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22]这里的新闻史定义对于美国的新闻事业发展来说，应该是比较贴合实际历史的，却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若用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不考虑中国历史的实际背景，不做更加深入和充分的创新性探索，则难以揭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演变规律。笔者以为，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无可厚非，在拓宽新闻史研究视野，增进中外交流上均有促进作用，但要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却是难上加难，简单的“拿来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新闻史。这与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上加一个中国元素的琉璃瓦屋顶就称是中国的房屋建筑一样，“中不中、洋不洋”，无法让人信服。机械地照搬国外的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模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过分依赖国外新闻史研究理论，总是在追赶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导致了总落后于人的不利局面。(www.xing528.com)

西方的一些理论的产生和应用是有其特定语境和特殊学术传统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和不同的学术传统影响下，理论的效用也是迥异的。拿来西方的各种新闻理论、传播理论、史学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实际和历史，不从更深入的层面认识中国文化和汲取历史积淀，就难以理解中国10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的新闻史。不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实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本体迷失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以为，正是找不到自身研究的核心领域、无法摆脱西方新闻史理论影响等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一直以来处于一种本体意识迷失的境地。本体意识迷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忽略了中国历史的本体，在主观上没有把中国独有的历史看成新闻史的特殊性。可以说，在新闻史研究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研究者寻遍了各种方法，却唯独忘记了中国自身独有的历史状况，以及自身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积淀所提供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这需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状况，找出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用一套中国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