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时期的新闻业研究方法及其演变

依据现有出版书籍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数量上虽然可观，但研究方法却仍旧比较单一、僵化，大多数研究成果缺少系统的治史理论和精神主线的支撑。“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2]，重视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第一手史料的发掘，仍是一段时期以来新闻史研究的主攻方向。这符合方汉奇先生关于中国新闻史应该注意“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的主张，所取得的成果有利于业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大致来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呈现为以下四种范式：

一是继续以编年史的形式书写中国新闻史。目前，中国通用的各类新闻史教科书和各地方新闻史著作基本都采用编年史的方式编写中国新闻史，有选择性地铺陈各种史料。从本质上说，这样的研究与新闻史学还有一定距离。作为编年的新闻史，记述了大量史料知识，即某年月某人创办某报纸，提出了办报主张，然后结合时代形势归纳办报特色和报道形式，最后指出办报的影响和该报的意义。如《西藏新闻传播史》（2005年）、《四川近代新闻史》（2007年）、《云南新闻史话》（2008年）、《浙江新闻史》（2010年）等基本属于这一写作类型。作为对历史文献的挖掘和整理，这样的工作必不可少，丰富了新闻史料。然而，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者视野不宽、学科发展不成熟等因素影响，一些研究成果和结论主观性较强，甚至有夸大影响之嫌。在一些作品中，研究者动辄用“影响深远”、“地位重要”、“重大影响”等词汇来形容和评价某一报刊，刻意拔高，牵强附会，以显示自己所做研究领域的价值。

二是尝试用国外新闻史研究方法，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中国新闻史。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2009年）、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年）等是这方面的代表。陈昌凤分析了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程，认为其走过了一个从描述历史、解释历史，到今天运用社会学视角来书写新闻史的过程。在书中，陈昌凤分析了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一书，认为该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13]。但同时，陈昌凤又认为“媒介社会学只是一个研究范畴、一个研究路径，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还没有完成的理论框架”^[14]，拿不成熟的国外理论研究中国新闻史，对于根基略显单薄的中国新闻史学来说显得不够审慎。《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就是作者参照美国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吴廷俊力图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找出一套符合中国新闻史情的研究路子，借用“媒介生态”理论来解读中国新闻史。他认为，“媒介生态”理论“作为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就是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的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15]。作为十分有益的尝试，用国外的一些治史理论和方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有利于扩宽研究者的认识视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https://www.xing528.com)

三是“新新闻史”学观点的运用和发展。新历史学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潮流，反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强调史学家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功能。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主张借鉴西方“新历史学”的观点，综合西方历史学研究理论的三大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来研究中国新闻史。李彬称之为“新新闻史”学，“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16]《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2005年）、《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2007年）均可作为“新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作品。该主张与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文”、“史”、“哲”思想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在提高新闻史研究著作可读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对新闻史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其研究开始向国内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倾斜，重点是以“大历史观”来审视中国新闻史，探索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及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联。但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新闻史，略显生硬，仍未完全摆脱国外理论的束缚和影响，并且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四是新媒介（报刊）史撰写的方法。复旦大学的黄旦教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回顾了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的演变，讨论了新闻史写作“戈公振范式”、“革命史范式”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当前新闻史写作范式的问题，认为当前新闻史研究，“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17]。因此，黄旦教授组织成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希望在新闻史研究范式上有一个根本的创新，尝试写出不同的报刊或媒介历史，为方便起见，就名之为“新报刊史”书写。黄旦教授指出，新报刊（媒介）史的书写“强调的是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主要表示其视野不同于之前的报刊史，好比另取一条新径，另开一个新的窗口”。以此范式，“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公开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是新闻史研究的最新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