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的精神演变状况及在不同群体行为上的体现特征。民国元年前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变化的震荡时期,各种成熟和不成熟的思想充斥思想界,并影响和引导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变动是有规律可勘察的,即在“士”的精神主导下,奋力启蒙、救国的具体行为,在新闻事业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同时,虽然内在的精神主导相近,但外在的具体行为却大相径庭,即便是革命报刊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差别。章太炎就与革命派小将们认知不同,革命派内部也有左派和右派之分。民初政党组建仓促,名目繁多,大多数政党更接近于传统社会中的朋党,应该是加了引号的“政党”。“政党”大多建立了自己的舆论阵地,创办报刊宣传言论,制造学说或者乱象,是“士”的精神内在“同质化”和在此精神主导下外在行为“异质化”的矛盾综合表现。这既是研究的重点,同时因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也是研究的一个难点。
(二)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活动和政治行为、思想行为的关系。在1912年的特殊年份里,中国新闻历史人物面临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李泽厚认为,中国近现代一直面临“启蒙”和“救亡”两大历史任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民初新闻人面临的具体情况是:社会启蒙尚未完成,而新型国家政体已匆匆建立。在没有充分的思想启蒙和阶级准备的情形下,中国以突然变换的方式在国家上层实现了由帝王统治向民主自由国家的迈进,由此带来的许多不适症候于社会各个方面陆续展现。此时,新闻从业人员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其新闻行为常常融合着政治性行为、思想性行为、叛逆性行为等。虽然新闻的专业主义追求已经出现,职业的撰稿人和新闻记者仍无法完全得到社会的认可,缺乏健全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生命保护,极易受到其他社会势力的左右和伤害。但中国新闻从业者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新闻事业,传播现代思想和文化,发挥着报纸的“耳目”、“喉舌”功用,并对七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三)民初新闻史研究的特殊性和中国特殊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国的新闻事业诞生于国家积贫积弱的宏观历史背景,救亡图存是历史赋予的特殊追求,文人办报成为新闻事业的主体力量,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迥异于西方以资本和利润为主导的新闻事业。同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也使中国的新闻事业难以确定自己是否是“第四权力”阶层,搞不清自身于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民国元年,民主国家的形体已经建立,但民主的法纪和信条却沦为政治的工具,流于形式,任由军阀和政客践踏。当时的新闻从业者一方面宣扬进步的思想和理念,另一方面进行着政治上的权力争夺,朝秦暮楚。研究民初的新闻事业,不能忽视和回避中国的这些特殊性问题。只有更好地研究和把握这些特殊性,才能更好地探索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通过对1912年中国新闻事业的分析研究,笔者力求发现一些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特殊性,探索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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