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类学发展：回顾与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切都从破旧立新开始。人类学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自然要进行一场重新定位的洗礼，而当时外交方针的“一边倒”倾向，奠定了新中国人类学的苏联模式的痕迹。“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人类学发展的转折点。1978年后，随着拨乱反正，人类学逐渐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继续本土化的进程。

（一）20世纪50—80年代的人类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的选择。由于人类学队伍大都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主要是受欧美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思想改造是他们面临的头等大事。这些受思想改造的人类学者，一方面在写各种思想汇报，一方面也仍然在从事人类学研究。比如林耀华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类学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而费孝通则写出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这样高水准的研究论文。

除了加强思想改造外，院系调整也对当时的人类学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苏联的学科体系来进行的。所谓调整就是对原有科系的改造，使之相对适应新的模式。如燕京大学在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之后，于当年把社会学系分为两个系；原来的民族学部分分出，建立民族学系，社会学部分则改组为劳动系。民族学系重点在培养民族学教学、研究人员和民族工作干部。另外一种方法是停止招生，撤系并科。如1949年下半年，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系并入了社会学系；1949年秋，上海暨南大学停办，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从科系建制上看，院系调整后所有人类学系基本上都被取消了。

院系调整后不久，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校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开展各项工作。与苏联一样，人类学科学也被分成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四支。换句话说，中国的人类学已被民族学所替代，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实际上仅指体质人类学。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www.xing528.com)

1978年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知识界迎来了新的学术春天，而中国的人类学也开始了新的进程，即复兴与发展。1980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文学院前身）成立了社会学系；这是重建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秋季，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正式成立。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82年，1985年又建立由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与此同时，1981年5月，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中国人类学学会在厦门成立。之后到1985年的近五年时间里，召开了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会员发展到500多人。^[9]

在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中，许多老一辈人类学者整理与编辑所研究的书籍，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中国少数民族》和各族简史，以及宋恩常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詹承绪和王承权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吕光天的《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相应的教材，如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等。此外，翻译引进国外的人类学著作在80—90年代成为热潮。翻译的作品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教科书，如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恩帕的《文化的变异》、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等；第二类是西方经典名著，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列维·施特劳斯的《野心的思维》、米德的《代沟》、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等；第三类是中国本土早期的名著，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和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复兴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进程，克服了许多障碍。老一辈已逐渐离开，新的有分量的人类学学者还有待出现，传世之作还有待产生；二是人类学遭遇了“正名”或“分与合”的磨难；三是人类学毕业生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凡此种种，都不利于人类学的复兴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