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人类学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民国时期，即1912—1949年，中国的人类学发展主要表现在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大学相继开办与其相关的课程，以及在一些学者的领导下开展田野调查，并形成了地域性的人类学理论学派。

（一）人类学相关教学机构和课程的出现

北京大学于2016年开设了社会学班，由章太炎的门生康心孚担任教授。1917年，北京大学哲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开设人类学课程，专科（三、四年级）开设社会学，特别演讲包括孔德派、斯宾塞、进化论等题目；史学门通科开设人种学即人类学、社会学，特别演讲包括中国人种及社会研究、苗族之考证、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等；理科地质矿物学门专科开设人种学。

厦门大学于1922年开设社会学课程，随后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1922年和1924年，厦门大学先后招收两届本科学生，林惠祥即为该校的第一届唯一一名毕业生。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其中设有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组、闽南文化研究组等。国学研究院对有关苗族、瑶族的生活状况等资料感兴趣，曾有周刊发布启事征集。该院还征求福建汉族、回族等各民族的家谱。

1923年，南开大学的文科分科中首次出现了人类学系，开设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从而开了中国学术机构设置人类学系之先河。该系还聘请当时回国的李济担任人类学教授，教授社会学概要、人类学概要等课程。

清华大学于1917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狄特曼（C.G.Ditimer）讲授社会学与社会起源。李济转聘清华大学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考古学讲师，招收了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方向的研究生，有关课程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为主。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一些西方教会在中国办的大学陆续开始教授人类学和社会学等。1914年，沪江大学成立社会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增至5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及社会调查。燕京大学则由四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来。

（二）学术研究机构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

1.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为了适应政府的政策，作为民族国家自我构建的重要知识手段，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设置得到重视，中国人类学开始跻身学术界，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

（1）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该所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27年，从一开始就拟定综合考古、语言、历史和民俗诸学科在内的研究计划，将人类学作为重要内容。1937年暑期，该所开始招收人类学、民族文化、民族学等方向的研究生。研究生除在导师指导下研究各自课题外，还有较大规模的集体研究工作，如进行广东及邻省的民俗和人类学材料征集、创设人类学馆等。

（2）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1928年3月正式成立的。该所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该所地址在上海，成立时分为四组，其中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担任。成员有从法国学习回来的专任研究员凌纯生、德国籍的研究员颜复礼（F.Jager），以及商承祖、林惠祥。民族学组最初在南京办公，1929年才迁至上海。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是民族学组的主要任务。^[3]

（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设于广州柏园。根据该所章程，所内先后设八个组，其中第七组是人类学及民物学组。在启动之初，主要以史禄国为主，另有特约研究员辛树帜、特约编辑员容肇祖等负责收集各种民族标本，还有若干助理员。史禄国的研究主要侧重体质人类学的部分。他曾在广州进行华南人体发育研究，并对学生和士兵进行过体质数据的测量，随后写出了《中国人体发育论》和《中国南方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及民物学组还陆续购进广西、云南、越南等地各项服饰用物，收集了部分民族文物资料。1929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北平（今北京），研究机构调整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组，人类学最先放在考古学组，组长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担任。考古学组成立伊始，曾进行过安阳殷墟发掘，对山东人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1934年，原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改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改称人类学组。在吴定良的领导下，人类学组特别加强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

建立人类学博物馆是中国人类学者的追求，因为人类学者是“一个有博物馆的社会学科学家”。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者及其研究机构建立了林林总总的标本室、陈列室，也建立了颇具规模的人类学博物馆。

（1）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标本陈列室

192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标本陈列室已经建立，存有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四川彝族标本3类近200种，以后又增加了赫哲族等族标本。该所聘请了德国著名人类学者但采尔博士（Dr.Danzel）为专任研究员，并请他代为搜集非洲、大洋洲、美洲民族的标本。到1948年，民族学组历次调查收集文物共计有1500余件。

（2）厦门大学人类学陈列室（所）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多方搜求文物，存于生物学院古物陈列室。1933年，古物陈列室改名为文化陈列所，其中藏品的第二部分即为人类学部，内分“台湾番（高山）族”标本、其他（南洋、西藏）标本和民俗3部，除残品外共有276件。1934年，林惠祥和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筹办厦门人类学陈列所，并与厦大文化陈列所合作举办展览会，当时有武器、服饰、艺术品、宗教品、器具、史前遗物等展品214种300余件。1947年11月，林惠祥还将在南洋收集的文物捐给厦门大学，并在1948年与庄为矶等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南安县发现诸多史前遗留下来的事锛、古砖、陶片、石刻、石雕等，进一步丰富了藏品内容。

（3）大夏大学陈列室

大夏大学于1931年成立社会学研究室，收集如图腾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等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抗战期间，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成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共征集苗族文物1000余件，在贵阳举办了3次民众文物展览。^[4]吴泽林先生在大夏大学搜集文物方面贡献颇大。

（4）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

华西协和大学历来重视人类学实物标本的收集。1932年该校以原博物馆为基础成立了博物馆，注重对中国西部古物及边境各族文物的搜集。1936年该馆已搜集藏族、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文物3400多件。1941年，该博物馆成立研究室，并加快了搜集文物的工作，共搜集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3类藏品共3万余件。其中边民文物以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文物最为丰富，包括日常用具、武器、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文字文献等诸多种类，且多为制作精品，仅民族挑花艺品就有800多件。此外，还有西南其他民族和国外其他民族的部分文物，西藏标本有喇嘛教器物、日常用品、乐器、酒器、装饰品等，是当时西藏文物搜集最多的单位。

此外，岭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也都有专门的收藏，如岭南大学博物馆人类方物部搜集有藏品18类58件，包括东南亚各国、美洲、非洲、朝鲜等地文物，以及西藏、两广和各省文物和工艺品。^[5]

（三）田野调查的启动与进行

田野工作被戏称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有无田野工作的经历，常常被用作评判一个人类学者合格与否的标准。自人类学理论被引人中国后，中国人1928年开始独立进行最早的人类学调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西南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志素材，奠定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1.广东、海南和广西的田野调查

最先开始尝试进行田野工作的是中山大学对粤北瑶族的调研。1928年3月，在容肇祖的建议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邀请在广州为广东国民党委员会议跳舞的粤北瑶族到中大跳舞，并由容肇祖和钟敬文对他们的风俗习惯顺带做了一个大致的调查了解。通过调查，研究者们有了初步的“地方性知识”的启蒙。

陈序经和伍锐麟对广州地区的疍民进行调查。他们首先对沙南疍民及其家庭的历史、人口、经济情况等进行逐户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后来，又再度由广州至三水，再从河口至肇庆等地，调查了西江一带疍民的生活状况，发表了《三水河口疍民调查报告》。1932年，罗香林陪同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许文生博士到粤北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

1935年，杨成志带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进行了广东瑶族的调查，完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研究专号》，对广东瑶族的体质类型、历史、经济生活、农作情况、宗教信仰、房屋、工具、服饰、传说与歌谣等进行叙述。^[6](www.xing528.com)

1934年，刘咸率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人种学组，前往海南黎族地区调查两个多月，除进行人体测量外，还对民情风俗、生活习惯、精神文化、物质文明进行观察，并采集黎人的饮食、衣、住、行等方面的各种民物标本200余件。^[7]1937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对海南黎族、苗族进行了4个月的较大规模调查，收集到黎族、苗族物品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

1928年夏，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与专任编辑员商承祖随地质研究所和主要研究员联合组成的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进行对瑶族的调查。调查点主要集中在广西凌云一带，调查的内容有广西概况，凌云瑶族的语言、来源，以及凌云瑶族与广东韶州瑶族的关系，瑶族分布的状况等。这次广西的调查进行了6个月之久，收集到苗族和瑶族文物30多件，后来陆续展示照片70余张，调查结束后整理出《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并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2号刊出。

1935年8月，费孝通与其妻子王同慧赴广西金秀瑶山进行瑶族调查，主要进行社会组织、体质测量等研究。王同慧不幸溺水而亡，成为中国人类学学界在田野调查中死亡的第一人。后来，费孝通根据王同慧调查的遗稿，编写出《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外，徐益棠在广西大腾瑶山进行过一些细致的调查，随后发表了研究广西象平县瑶族的一组论文，涉及经济生活、生死习俗、房屋、占卜符咒、法律、宗教等。

2.东北、华东、华北、山东、江苏和湘西的调查

1929年，凌纯生和商承祖前往东北松花江下游对赫哲族进行调查近3个月，获得大量标本和资料，编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这是中国人类学者所编著的第一部科学的民族志。

最早对华东地区畲民进行调查的是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史图博（H.Stubel）。他曾在以景宁为中心的畲民居住区进行民族志调查，其内容包括饮食服饰、婚俗礼俗、奉先祭祖、敬事鬼神、语言民歌和氏姓传说等方面，并写出《浙江景宁木山畲民调查记》。中央大学何联奎于1932—1933年对浙东10多个县的畲族进行调查，撰写了《畲民的图腾崇拜》《畲民的地理分布》等论文。1934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等考察了浙江畲民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

自1930年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先后由许仕廉、步济时、张鸿均、杨开道、赵承信、吴文藻等亲自主持或指导调查，进行了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婚姻、亲属关系、文化延续、市集等方面的参与观察等，最后的调查结果由黄迪综合整理成《清河镇社区》。李景汉所主持的长达七年之久的定县社会调查，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定县经验”的主要内容。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至今仍是国外研究旧中国社会问题的必备读物。

曾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研究生的杨懋春，运用社区研究法对家乡山东省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以一个本土研究者的视角，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乡村生活画面。从初级群体（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扩展至次级群体（村庄）中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至一个大的地区（乡镇）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乡土中国还原于它的文化和背景中，从而促进了乡土中国的生动描绘，被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高度评价为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还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

1935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助理研究员芮逸夫、技术员勇士衡前往湘西的凤凰、乾城、永绥三县地区考察苗族、瑶族诸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凌纯声负责苗疆地理、苗人生活、习俗、鼓舞等方面的研究，芮逸夫负责语言、歌谣、故事的收集和研究，勇士衡专事照相、拍摄电影和绘图，从而留下了最早的运用影视手段记录的人类学资料。调查时间持续了近3个月，后由石启贵等进行补充调查，整理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费孝通前往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运用功能主义的思路和规范的社会人类学方法，从农民的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入手，探索在一个经历着巨大变迁的村落中经济体系的特定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关系。该书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式著作。

3.西部、西南地区的调查

西部、西南地区调查，应该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调研活动高潮，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1）西部地区的调查

1938年，李安宅和夫人于世玉不远千里辗转进入甘肃，前往拉卜楞地区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时间长达3年之久，创下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之最。1941年4月，甘肃拉卜楞寺巡回施教队实验组还以拉卜楞地区寺庙、家庭、机关等为对象进行调查。参加此次调查的俞湘文女士在此后将调查加以整理，出版成《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一书。

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冯汉骥率先开展对岷江上游的松藩、理番和茂汶地区的调查与研究。1937年冯汉骥回国后不久，便只身前往这些地区考察当地的羌族社会，以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后来，冯汉骥还对西康地区的民族作了分类。1938年暑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棠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资助下，调查西康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1939年，柯象峰带领社会学系学生到峨边县进行为期1个月的彝族社会生活调查，以政治、经济、社会、社会组织等为重点，还参与观察了当地的婚丧祭礼和度岁习俗。^[8]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川康民族文化考察团，由凌纯生任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芮逸夫和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马长寿为专员，另有技术员和团员各一名。川康民族文化考察主要调查生活在四川西北及西康东北一带的羌、彝、藏等族的政治、经济、宗教、生活状况、社会情形等，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搜集相关的物品标本。在李安宅的主持下，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也到川康藏区进行调查。1943年，任职于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到四川西部的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同年暑期，林耀华与胡良珍等深入川、康、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族地区调查，越年著成《凉山夷家》一书。在此期间，马长寿也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考察记录了彝族的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各种彝族文化，写出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此外，江应樑曾前往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进行调查，回来后写出《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1944年，由杨兆钧率领的西北大学边疆考察团，选定拉卜楞寺作为佛教文化、语言、习俗调查区，并与作为伊斯兰文化、语言调查区的青海循化乡进行比较，收获颇丰。抗战期间，人文地理学家李式金对甘肃、青海、新疆西北地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同年夏，林耀华前往康定、道孚、炉霍、甘孜调查，涉及藏族的物质文化、阶级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和宗教生活等。

抗战胜利后，尽管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复原，但他们在西部地区的研究和教学使得西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区域。西北大学文学院边政系在已有的维文、藏文两组基础上增设蒙文组，以便培养精通民族语言的专门人才。该系的教学和研究则以西北少数民族为重点，包含有以西北少数民族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诸学科内容，成为西北大学最具特色的系。系内还设边政研究室，搜集整理关于西北边疆问题的图书文物，翻译民族学著作，编辑少数民族文字工具书。

（2）西南地区的调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迁至西南地区，促进了人类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在吴泽霖的主持下，继续加强贵州境内族群的调查。1939年春，研究部受国民政府内政部委托，派人分赴贵州境内安顺、定番、炉山等地实地调查，历时8个月。调查成果后来被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每本书约20万字，内容详实。1939年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1940年，岑家梧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后，与陈国钧等对贵州民族进行调查。1940—194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派李方桂、吴定良到贵州研究苗家和仲家的语言及体质。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芮逸夫也于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的白苗、花苗等苗族支系进行调查。

（四）区域学科格局的形成及研究方法

随着西方人类学在中国的逐渐本土化，以及西方人类学理论对中国人类学者的冲击，中国的人类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及研究理论方法，形成了华东派、华南派和华北派鼎立的局面。

1.华东派的特征及研究方法

华东包括南京、上海，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个地区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院校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等研究机构。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作为华东地区的辅翼，有大夏大学、沪江大学、暨南大学等大学。由于研究和教学机构较为集中，华东地区集中了一批一流学者。在这个地区影响较大的有黄文山、孙本山、凌纯声、徐益棠、卫惠林、吴泽霖、柯象峰、刘咸、芮逸夫、吴定良、游嘉德、何联奎、胡鉴民、胡体乾等。

华东学派在理论方面偏向古典进化论和德奥传播论，研究者强调以族群文化为研究对象，着重搜集传统风俗与历史源流的内容。在具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华东派学者都注意从历史资料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在实地调查中，华东派的学者偏向进行民族志描述，主要是因为这一学派的学者大多在国外受田野训练，这使得他们在调查中力求全面搜集资料，既有文化的调查，又兼顾语言、体质、口承传统等方面的内容。

2.华南派的特征及研究方法

华南，即以广州、厦门为主的地区。华南地区由于处于中国的南大门，受国外的影响较大，较早开始传播新思想和新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是这一区域的研究中心，同时又有厦门的厦门大学为辅翼。该区域的学者主要有杨成志、林惠祥、陈序经、罗香林、朱希祖、伍锐麟、徐声金等。

华南派主要受美国人类学历史学派的影响较深，在实际操作中，以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甚至历史学并重，既关注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在实地调查中，该区域的学者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客家、疍民等特殊的汉族群体。他们的田野考察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阐释，将人文地理因素的空间分布还原为田野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体现出强烈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学派的整合色彩。他们还进一步将这种整合式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国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

3.华北派的特征及研究方法

华北，即以北京为主的地区。这个地区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组一度也设于此。华北派主要以燕京大学为骨干，吴文藻、潘光旦、史禄国、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影响较大。

华北派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特色在于汉人社区研究，采用的理论偏重功能主义学派，注重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他们强调社区研究方法的运用，以田野的实际资料和分析研究作为重点，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与对话，在国际人类学界影响较大。

华东派、华南派和华北派的出现，其实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者主要在西方留学。他们各自在西方不同的国家受到不同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浸染，即学术培养不尽相同，因此在学术道路上也各有千秋。二是由于地理上的隔阂，加上中国不同时期的战乱造成学术上的信息闭塞，出现了似乎各自为战的情况。三是每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异，造成了学术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