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史：清朝末期的成果

人类学被引入中国，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1840年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大门，迫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个时期的中国，西方学科的引进并不是在一种平等的文化互动下进行的，而是近代以来饱受侵略的古老中华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咄咄逼人下，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自强选择。与其他学科一样，人类学被当作建构现代国家的可能之工具引入中国。

（一）早期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著述与解说

人类学理论与知识进入中国是从翻译人类学著作开始的。由于中国在晚晴时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原本富强的国家逐渐开始衰弱与贫困，促使中国上上下下掀起了自强的运动。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逐渐深入到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层面，进而到学术思想。一些学者觉得，西方文明的发达在于其思维和观念的变化。作为人类学第一个学科范式的进化论和与之相关的种族概念，成为当时学术思想引进和传播的主流。

在学者对进化论思想的译介和传播中，尤以严复贡献巨大。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由慎始基斋刊出木刻本，定名为《天演论》。在序言中，严复称自己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为国人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新方法，使人懂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道理。严复《天演论》的出版成为人类学传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严复又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代表作《社会学研究》的前两篇“贬愚”和“倡学”，发表在《国闻报》。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英国人甄克思的《政治小史》。严复在自序中对图腾、宗法等方面的进化和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人类的进化经历图腾社会，然后是宗法社会，最后才出现国家。严复还强调，这种进化顺序如同四季更替和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尽管有缓慢的差别，但这种顺序不能打乱。

《天演论》出版后开启了国人的思想，一些学者纷纷加入探讨的行列。梁启超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着力甚多。梁启超先后发表《文野三界之别》《天演学初祖达尔文至学说及其略传》和《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等文，对达尔文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以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把富国图强作为中国的出路。刘师培1903年出版《中国民族志》一书，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以说明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及其同化，并对中国原始社会分期、母系制在中国的存在、父权制的建立、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有所见解。

与进化理论的传播几乎同步，种族、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其原因是“强国保种”的民族情绪在晚清时期兴起，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清光绪年间进士王树楠1898年写成《欧洲族类源流略》一书，简介世界各国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而京师京华书局出版了署名“抱咫斋杂著”的《中国人种考原》。该书认为中国人种可分为五种，即满、汉、蒙、回、藏，并对各民族进行族源考证。学者章太炎发表《序种姓》一文，不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各民族及姓氏的由来，论及中国古代的母系制、私有制的产生等当时西方人类学关心的重要问题，同时对西方人类学有关种族和民族起源的知识进行了简略介绍和评论。

有关文化进化和种族的著述和讨论，有助于西方人类学学术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普及，也使得学术著作的翻译中出现了一些学科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学专门之作，如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萨瑞翻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原著的《族制进化》；1903年出版的林纡和魏易合作翻译的《民种学》；章太炎翻译的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闽学会在其刊物《闽学会丛刊》登载的鸟居龙藏《人种志》的译文；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德国学者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等著作。这些著译活动，使中国的知识界了解了进化论等新的学术思想，为近现代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较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人类学教学机构的建立和早期的学术调研活动(www.xing528.com)

人类学及其相关知识被翻译、介绍和传入后，为了用其解释和理解世界，人们开始考虑并着手从事有关知识的系统化传授。而中国的早期人类学者也初步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学术和调研工作。

1.人类学相关教学机构和课程的设置

1903年，清政府学部所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及西洋史两门课程中。王国维在1906年曾指出，在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五科，其中史学科课程应包括人类学。随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以及一些教会学校也进行了人类学的教学和调查研究。

2.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早期人类学调研活动

与中国国内人类学处于稚嫩阶段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官员和传教士曾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得了许多成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日本人类学的创始人鸟居龙藏曾于1895年、1902年、1906年和1908年前往中国西南、东北以及台湾地区进行调查，事后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日本人在入侵中国东北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进行调查并收集各种资料，从1907—1909年到旅顺、大连、金州等地调研，后在1913年陆续出版了名为《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9册，以及以中国民族与文化为研究或记载对象的游记、方志、调查报告等。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mand von Richthofen）于1868—1872年到中国调查地形和矿产资源，收集各方面地质资料，足迹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西和华南等地；后著成《中国旅行记和调查报告》第一卷，以后陆续出版，前后共计36卷。此外，前往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古和历史专题考察的西方和日本学者，如伯希和、白鸟库吉、羽田亨等，对各族民族文化事项都比较注意，因而在其著作中亦有可参考的资料。

此外，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对中国各民族的生活情况和文化进行了调查和记录。如在福州地区活动的公理会教士卢公明（J.Doolittle）所著的《华人的社会生活》、明恩溥（A.H.Smith）的《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特质》和《中国农村的生活：社会学研究》等许多著作。法国耶稣会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在中国致力于标本的搜集工作，足迹遍及冀、鲁、豫、晋、陕、甘、内蒙、东北南部和西藏东部，行程数万里，采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不少人类学资料。

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中国族群和文化的记录及研究，成为西方文化想象东方的凭据。而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来讲，这些外国学者在中国开展的研究，一方面为中国的人类学田野开展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激发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