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市变化到都市文化，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及建议

都市人类学是探讨都市的起源和发展、都市的文化系统及其内外关联以及都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问题的。

（一）都市人类学的产生、确立及其原因

在都市人类学产生之前，人类学家已对都市的研究有所涉及。比如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林德夫妇（Robert and Helen Lynd）、华纳（W.LIoyd Warner）等运用民族志调查方法，把都市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经济状况、社会角色，以及人们的身份地位、权力、价值观等结合在一起做整体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了新的国家，工业化、都市化、劳动力转移成为潮流。以此为背景，形成了人类学的新分支都市人类学。进入50年代，许多人类学者相继发表了有关世界各地的都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都市以及都市化问题的研究成果；60年代，开始使用“都市人类学”概念；到70年代，建立在个别研究基础上的以“都市人类学”为名的论文集、概论书、刊物等纷纷面世，确定了都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的地位。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研究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日益减少，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种族、民族矛盾与第三世界迅速都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部分人类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都市，促使了都市人类学的确立。

（二）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内容

近来的教科书和读本都收有关于都市人类学的条目和论文，研究的视角也扩展到都市社区与部落社会类似点的分析，把伴随董事会的各种现象与部落社会、民俗社会的解体现象结合起来阐释。最近，都市变化与都市文化也成为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1.都市性研究

都市性（urbanism）是都市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一个城市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既是针对乡村而言的，也是针对不同类型和亚类型的城市而言的。因此，都市性研究是与城市类型分析分不开的。在城市分类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法。韦伯将城市分为消费城市和生产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用的正是这样一种分法。雷德菲尔德和辛格则是把城市分为工业革命前的城市或西方扩张所及之前的城市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或西方扩张所及之后的城市。前一种又分为行政文化城市和地方商业城市两种亚类型，后一种又分为现代工商业城市和现代行政性城市。不过，在有关城市的各种分类法中，应用最广的还是舍贝里（Gideon Sjoberg）的分类法。他把城市分为前工业（pre-industrial）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种。其基本观点：生产方式的性质对人类社会关系具有很深的影响。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为我们进行都市性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城市（如北京）和地方性商业城市（如广州）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将近代的北京、上海两市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以将中国国内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进行比较，以此补充和修正国外的理论。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过程中，旧的城市被加以改造，同时又有各种类型的新城镇建立起来。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以行政手段形成的都市性也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至于研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城市在都市类型及文化上的变化，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意识同历史传统在城市发展上的关系，不仅有理论意义，还有实践意义。

2.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都市化研究。正如美国都市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Guldin）所说的：“城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进程。”^[26]因此，当我们研究都市化问题时，不仅应当顾及人口向城市的移动，还应顾及城乡之间的关系。

国外学者研究都市化进程时，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移民来到城市后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文化和心理上所做的调适。由于国情不同，我们在城市社会结构以及在人口向城市的移动方式上与国外均有不同。我们在城市人口的移入方面是有控制的。同时，当人们得到批准来到城市后，又有其所在的单位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们不存在严重的城市适应问题。另外，中国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是一种二元化的城乡分隔的结构。这种结构严重制约了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因此，我们研究都市化问题，应当主要研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小城镇的研究上。他曾说过：“由于我是从农村出发去研究集镇的，因而我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首先把它看作城乡的结合部。从这个角度我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27]费先生将城乡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应当成为中国都市人类学的一个宝贵传统。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边区工业城市和三线企业社区进行了研究，既考察了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又考察了这些城市和企业与周边农村的关系。很多研究表明，不少边区工业城市和三线企业社区都是一个小而全、大而全的封闭体系，人文生态失调，缺少活力和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能力。而一些地方企业则同本地发展有较多的血肉联系。都市人类学应当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建议。

我们在前面说过，都市化还包括城乡之间的联系。而中国都市化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乡村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很多中外学者敏感地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这个特点，做了不少研究，从产业结构、社会分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了乡村的都市化变迁。然而，都市化也会在城市中，特别是大城市中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例如大量农村人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虽然出在城市，却源于农村。因此，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乡发展中的综合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性研究，以促进都市化的健康发展。

3.各民族一体化发展研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都市人类学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民族学研究的传统，并得到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因此，各民族一体化发展研究也是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包括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民族人口研究、城市民族关系研究、城市民族意识和城市民族社区研究等。

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应以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重点。加快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巩固祖国的统一，增进与毗邻国家的关系都有着重要意义。乡镇企业的发展，会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开拓和培育国内市场，增强社会购买力，发展小集镇建设，尽快使少数民族富裕起来，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有关民族人口研究涉及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徙、生育以及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的构成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向沿海发达城市迁徙，在一些大城市已逐渐形成了社区，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近年来中国都市人类学已在各民族一体化发展上做了一些研究，形成了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优势，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4）城市社会研究

城市社会研究包括对于城市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网络和各种社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中国都市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还较为薄弱，今后应与中国社会学研究加强合作，把这一研究逐步开展起来。(www.xing528.com)

（三）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由于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的内容及一些研究方法类似社会学。在早期，人类学对都市的研究被视为对传统人类学的背离，因而延缓了对都市人类学的确认。现在的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都市本身的宏观研究，如都市的起源、发展、形态结构空间秩序等；另一类是对都市内部人文现象的微观分析，如移民适应问题、贫穷文化、城市中的亲属与邻里关系、民族和种族矛盾、城市犯罪问题（黑社会帮派）等。

虽然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等众多学科都在研究城市，但人类学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特色。都市人类学家并不将都市视为主题，而是背景。他们把主题放在研究一个邻里、一项住宅计划、一条街道，如同以前人类学家研究一个村落或一个民族，将其视为一个缩影、一个具体而微型的社会一样。

在国外，人类学研究有两个特有的、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的方法，一个是整体探讨法，一个是参与观察法。其中，整体探讨法可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人类学认为，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的。一旦某一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超出其他方面的制约，则其他方面也会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整体性将被打破，代之以新的整体性，形成一个新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的整体。应当说，这种认识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合拍的。有些美国人类学家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人类学的影响时，首先谈到的不是西方人类学中某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流派，而是对于经济在社会文化中的基础地位的共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都市人类学，应当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把握世间万物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和整体性变迁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整体探讨法并不等同于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实际上，这种综合性研究如果忽略了各部分的联系，如果不能建立起各部分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也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相反，如果一项很具体的个案研究能够被发掘得很深，找出与其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那么，这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整体探讨法是人类学在方法上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对于离婚这个问题，社会学、法学、人类学都可以进行研究，而人类学所关注的不仅仅在于离婚现象本身，还在于离婚与社会文化其他方面，特别是经济的关系。

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方法是参与观察法。这种方法类似我们经常说的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人类学认为，一方面，仅仅在一旁观察是不够的，只有参与进去，深入其中，才能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有真正的了解。而另一方面，仅仅参与其中也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客观的观察，才能把握某一现象的含义。都市社会不同于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它是一个分工很细、人口异质性很强的复杂社会。我们不可能抽象地深入到整个城市之中，而只能有所选择地深入到城市的某一部分。在这方面，都市人类学主要是通过情景分析、社区分析、网络分析等具体方法来实现参与观察的。

情景分析的方法其实不是为都市人类学所独有的。人类学家在研究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时，就已开始采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中，这种方法仍旧有效，并被广泛采用。所谓情景分析，就是以某种社会交往的场合为起点，分析人们在这一场合中的社会角色，并进一步探讨这些人在这一场合之外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都市人类学中，情景分析方法主要以城市中的民族节庆、民族礼仪活动及其他社交活动为线索，进行深入的社会研究。这些活动大多都很明显，易于入手，但要真正做到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就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

社区分析是国外都市人类学最早采用的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社区研究也是传统人类学与都市人类学的一个交汇点。当研究农民社会的人类学家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移向城市并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社区时，他们的注意力也随之转向城市中的社区。在中国城市中，社区既可以指民族社区、同乡社区，也可以指单位社区（如企业社区）和邻里社区。社区是城市中的基本单位，规模较小，社会关系也较具体，因此易于把握。通过社区分析的方法，我们便可以把复杂的城市社会化整为零，进行具体的研究。

国外都市人类学所采用的另一种具体研究方法是网络分析。所谓网络，有时也称为社会网络，指的是城市中某一社会群体（诸如民族、社团、亲属等）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类型。国外也有一些学者把“社会网络”界定为“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一系列相关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特定的情况下，出于特定的目的，可以构成将人们动员起来的基础”。^[28]我们知道，城市中有各种复杂的网络系统，如公路网、交通网、电力网、通讯网以及埋藏于地下的各种管线。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看不见的网络，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网络分析正是要研究茫茫人海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通过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整体探讨法和参与观察法，并辅以情景分析、社区和网络分析这样一些具体的方法，都市人类学便可以对城市社会进行有效、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深度是问卷调查和抽样调查很难达到的。而通过参与观察法所得到的人类学资料，不能确保对于整体有绝对的代表性。为此，我们应当从社会学中借鉴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定量分析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应当从历史学中借鉴文献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在其他一些与城市研究相关的学科中，也都有值得都市人类学借鉴的方法。我们的都市人类学应当在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中吸收其他学科的营养，藉以发展自己，同时也在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中找到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都市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1972年，美国出版《都市人类学》期刊，并创建了世界性学术研究组织。现在英美各大学的人类学系大多设有都市人类学课程。

雷德非尔德（R. Redfield）研究乡村社会的一些概念和构架，对都市人类学有很大的意义。他把农村社区视为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市场体系中的一份子，把乡村村落视为小传统，而把非村落形式的社区（城、镇）视为大传统，大传统统治并影响着小传统^[29]。显然，他把都市视为文明持续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促进了人们对城市研究的关注。

林德夫妇在30年代对美国中部城市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他们合著的《中镇》（Middle Town）一书中。他们广泛地运用民族志调查方法（长期居住、参与观察、访问交谈等），把都市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结构、经济状况、社会角色，人们的身份地位、权力、价值观念等融合在一起做整体研究。

华纳将人类学研究转向美国城镇，出版了多卷的《杨基城》系列丛书。他采取的方法是召募助手对选定的社区展开民族志式的研究，并辅以统计资料和问卷资料。他强调由于工具的限制，这种方法仅适于较小社区（少于2万人）^[30]。因此他的研究对象并非大都市，而是类似中国的“小城镇”。

维迪奇（A.Vidich）和社会学家贝塞马（J.Bensman）合作对纽约州的城市社区进行研究，出版了《大众社会中的小镇》（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他们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了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把小镇视为一个大系统中的一分子，强调社区与州、国家的关联。怀特（W.F.Whyte）受华纳的的影响极大。他出版的《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就是把华纳的一套方法照搬到大都市中心理论研究中^[31]。

甘斯（H.Gans）运用怀特的资料和方法对同一社区做了再研究，集中研究民族群体（ethnicity）中保存的都市社会组织及其联系的模式。甘斯成为都市社会学中“人口组成学派”的代表人物^[32]。可见，人类学对都市社会学有一定贡献。

英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在50—60年代也开始了对非洲都市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①分析社会结构关系——从社团、俱乐部、丧葬互助会等入手；②分类研究——如对各族群、各行业进行分类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③分析人际关系——从人际网络关系着手探讨朋友、邻居、亲属关系以及城镇间的相互关系。60年代后期，这种研究扩展到都市与乡村的关系、都市与国家的关系、都市制度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方面^[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