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人类学中的政治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政治人类学是用人类学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运行的机制，以期揭示政治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科。从学科发生史的角度来看，政治人类学大约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但学科真正的发展或独立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政治人类学的概念

有别于传统政治学，政治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研究识别集团或者某些地域政治组织；研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由此关系而造成的影响。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制度和组织并予以分类。除了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分析外，还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民族志的调研。

对于何为政治人类学，学界没有形成规范的定义，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法国学者乔治·巴朗迪埃（George Balandier，又译为乔治·布兰迪尔）侧重从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层面界定政治人类学，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出现既是一项历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题，又是晚近出现的人类学专门化的学科。一方面，它企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原则，因而有望成为一门政治科学，将人视为政治人，并寻求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组织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它是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它关注对原初或先前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1]美国学者贝雷（F.Bailey）侧重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主张人们不要过‘孤独、贫困、卑俗、粗野和拮据的’生活。它实现这种主张的做法是寻求调节权力竞争的方式，而不是要建立一个集权主义国家……总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寻求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过多的权力冲突的问题。政治人类学就是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问。”^[2]

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政治人类学学科概念界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学者着眼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层面来进行界定。一般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及政治过程等，尤其关注前工业社会的权力关系、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讲，研究“非国家或无政府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力关系与政治现象，是政治人类学不同于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政治放置于文化场景中，探讨文化对政治的影响，也是政治人类学的特色所在。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也是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特点之一。

（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学者们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研究对象随着研究深入而不断丰富，新的事物和现象不断被纳入政治人类学者的视野。早期的政治人类学主要是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的静态研究，后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大，涉及动态的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美国学者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认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对政治的定义；对政治制度的定义；对有史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3]显然，朗纳德·科恩对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几乎包含了与政治制度有关的内容。英国人类学家特德·C·卢埃林（Ted C.Lewellen）陈述了政治人类学关注的主要方面：①政治制度的分类；②政治制度的进化；③研究前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④最近20年对前工业社会的政治过程或发展道路进行理论研究；⑤对古代部落社会的现代化和对工业国家的各种现代政治机制进行广泛和不断深入的研究。^[4]不论是异域，还是本土的政治制度及政治过程，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国家也是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较早的研究者有罗伯特·路维（Robert Lowie），其代表作为《国家的起源》。^[5]还有学者从国家的层面探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国家的起源与性质。特鲁洛（Trouillot）指出，国家人类学应成为新世纪的人类学主要课题。^[6]此时的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内涵，而非仅仅具有政治边界和地理疆界的实体。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传统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学者们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的认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保留学科传统的同时，也在因地因时地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权力关系等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逐渐进入政治人类学者的视野，成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人类学从单纯关注政治制度发展到既关注政治制度，又关注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以及权力关系，研究对象逐渐丰富起来。

（三）政治人类学理论及其发展

政治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地独立出来，但是关于政治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倾向，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政治人类学者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培根（Francis Bacon）和莫尔（St.Thomas More）等人，认为他们早就注意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在19世纪之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1748年，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一书，主张不同的社会在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可以联系这些社会其他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来加以考察，如人口、气质、宗教信仰、经济组织、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等。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法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等人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不过，他们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猜测，缺乏事实材料的佐证，视野也没有充分扩展开来。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学研究开始兴盛起来，有关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资料也急剧增多。然而，这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政治人类学者，对初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分析只是在整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进行，把政治看作演化中的社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研究这些课题的主要人物是19世纪的进化论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民族志资料和专业人类学家的日益增多，推动着人类学向专门化方向发展，“整体人类学”的理想开始破灭，政治人类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政治人类学理论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局面。

1.进化论学派

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人类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在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下，摩尔根、泰勒等早期进化论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而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各民族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相同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千差万别，其原因在于它们的发展速度不同，有的处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有的处于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把这种观点称为“单线进化论”。早期的单线进化论者置各民族社会风俗的文化背景于不顾，不加选择地对它们进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简单地排列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见过他们所研究的所谓的“野蛮人”，因而被称为“坐椅中的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s in Armchair）。无论进化论者有多大的缺陷，他们毕竟还是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基础。

在此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政府和政治是文明的产物，而低级社会则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早用确凿的证据对这个观点提出挑战的是亨利·梅因（Henry Maine）。他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律》一书中提出，原始社会是父系社会，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依靠宗教的神圣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随着社会朝世俗化方向的，社会组织不再以亲属关系而是以地缘关系（地理上的邻近）为基础，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为。

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梅因的这个论点，使其在早期的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摩尔根曾经实地考察了美国纽约州的易洛魁印第安人（the lroquois），对他们的亲属称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易洛魁印地安人的亲属称谓不同于西欧国家所使用的亲属称谓，而是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所发现的亲属称谓相类似。摩尔根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各种社会的亲属称谓概括为两大系统，即描述式亲属称谓系统和类分式亲属称谓系统。前者是指用描述性的、各不相同的名称来称呼一些血缘关系较近的亲属；而后者则是指用同一名称去概括某一辈的亲属。这是摩尔根对人类学的一个不朽的贡献，开启了亲属称谓研究的先河。

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摩尔根认为全人类都有着“心灵的一致性”。由于这种“心灵的一致性”，纵使相隔千山万水的不同社会，也能遵循着同一进化途径发展，在文化上出现相似的创造。遗憾的是，摩尔根不能由此推论出这个观念内在所具有的反种族主义结论；相反他假设，雅利安人（the Aryans）天生就是“人类进步的代表”。

摩尔根提出了一种以生计模式为基础的进化次序。他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以狩猎采集、园艺农业和发达农业为基础。摩尔根认为，与人类社会每一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是一定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制度，亦即一定的家庭结构、一定的亲属制和一定的法律体系。摩尔根对家庭的进化尤为重视，提出了从乱交到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和对偶家庭再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发展序列。

随着对亲属关系的不断深入的研究，摩尔根详尽地阐述了梅因未能展开的思想。他提出，社会组织的最早形式是“杂交游群”（promiscuous horde），后来才发展成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单位。在这些社会内部，男性同胞和女性同胞之间实行通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婚配对象的限制，从而导致了氏族的形成。氏族的联合又产生日益扩大的单位，直至形成部落联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结构一直是平等主义的，它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关系基础上。在这个阶段中，政治组织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而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混合运作。直到动物的驯养和植物的栽培产生了足够多的剩余产品，进而导致都市化和私有财产，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专门的政治领域才开始出现。可以说，真正的政府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

早期的进化论者在探讨社会进化的序列时，已经涉及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一些课题，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进行分析研究时，所使用的材料都不是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而是以欧洲政府官员、传教士和旅行家等记录的资料为依据，事后也未加以核实，这样就影响到他们得出的某些结论的科学性。虽然摩尔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易洛魁印地安人，但他的研究仍然缺乏足够数量的个案。再者，他预先设定一定的框架，然后收集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来适应这个框架，而不善于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用多种原因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这就难免落入主观性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

摩尔根强调在生计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园艺农业维持的时代，亲属关系是政治联合的主要媒介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摩尔根发现，“氏族”是一个法人世系群，在一个既通过父方又通过母方追溯其共同祖先的团体内，决策只限于氏族的范围。他的另一个深刻的见解是，原始社会是平均主义的，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观念。摩尔根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人类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之一。

20世纪初期，人类学研究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人类学者开始抛弃进化论及其方法；二是美国人类学者和英法人类学者之间的裂隙日益增大。英法两国对进化论学派的批判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在研究方向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以迪尔凯姆（Durkheim）的理论为基础，在法国导致了人们对结构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最终在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中达到顶峰；在英国则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事实”的强调（相应地忽视了文化的心理方面），并且形成了一种以“结构”和“功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观点——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人类学界，以弗兰茨·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进行了许多文化区域的研究，而迪尔凯姆的理论未能对他们产生多大影响。博厄斯等人对早期进化论学派进行的猛烈的抨击，其核心是反对摩尔根等人所拟定的进化序列。博厄斯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必须了解该民族的历史。有关的理论应该从这种具体的历史中演绎出来，而不是预先提出一个空泛的理论设想。因此，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各个民族的历史作深入细致的描述性研究，而不是主观地形成理论。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博厄斯及其学生醉心于民族志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从未提过任何理论，因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方面没有任何建树。在英法两国，人类学家们日益转向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在政治研究方面，除偶尔提及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之外，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

192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4年，W. C. 麦克列奥德（W. C. Macleod）出版了《北美土著资料中所见到的国家的起源》。1927年，罗伯特·洛维（Robert Lowie）又出版了《国家的起源》。这本著作标志着政治人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在《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为了找到一个研究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洛维重新考察了在当时看来已经过时了的进化论。他抛弃了早期进化论者所提出的单线进化论，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所有社会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同时，他也抛弃了梅因和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的政治秩序仅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持的观点。摩尔根认为，地域性的联合是文明社会的特征。洛维指出，地域性的联合是一种普遍现象，是联结原始政治组织和国家之间的桥梁。实际上，在更早的《原始社会》一书中，洛维就已经认识到社团在统一其他各种全然不同的团体方面的政治重要性，并指出正是社团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因为它们削弱了亲属团体之间的血缘联系。在《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洛维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他指出，社团和亲属关系一样，有时也会发生“分裂”。因此，社团的本质既不是统一也不是分裂。它需要一种超乎寻常的权威，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整合，从而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

从洛维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闪光的思想：所有社会都认识到地域的存在；人口的增加和冲突的加剧导致了国家的产生；阶级分化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家的主要基础是对强制性权力的垄断等。虽然洛维未能按照一种系统的因果模式展开这些思想，但他也澄清了很多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从而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为此，著名政治人类学家乔治·巴朗迪埃认为，政治人类学是从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

2.功能主义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兴起了功能主义学派。功能主义者除了探讨个别文化因素的功能之外，还注重将文化因素放在一个既定的网络中，亦即从整体结构中去研究相互关系。到了30年代，功能主义的两派为了取得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其中一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需要功能主义”（psychobiological functionalism）；另一派是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马林诺夫斯基因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而被看作人类学“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开拓者。他认为，社会中的每一文化要素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它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该社会群体的某些心理或生理的需要。虽然他对政治人类学本身没有什么贡献，但他对初级社会中的法律、经济和宗教等文化制度的研究，为政治人类学从“整体人类学”中独立出来扫清了道路。他所发明的“参与观察法”被一整代英国人类学者奉为楷模。正是由于后者对非洲社会的深入研究，使得政治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然而，最终在英国人类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学派。当时牛津、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人类学学会主席都属于他的这个学派。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社会就如同生物的有机体，是一个均衡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对整体的维系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对社会的描述就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描绘出社会的关系网络，看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学家的任务不是去考察社会成员的个人活动，而是通过他们的活动去发现驾驭他们的社会结构。显然，这种研究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社会的规范、准则和观念结构上，而忽视了社会的变迁、矛盾和冲突，因而很难正确地评价文化因素的功能，也很难正确解释人类为什么会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所倡导的功能主义，被他们的学生进一步发挥，运用于殖民地非洲的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指导殖民当局对他们所控制的土著社会进行“间接的统治”（即不触动殖民地原有的体制，而由当地的首领来代表殖民当局的利益）。这个目的既影响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性，又影响了人类学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学派受到很多学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的谴责。

另外，正是结构—功能主义和非洲的经历与1940年出版的一本书相结合，导致了政治人类学的诞生。这本书就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M.Fortes）二人主编的《非洲政治制度》。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政治制度进行了特殊的分类。在该书的前言中，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区分了在非洲发现的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亲属关系的作用不同。在较低级的无国家社会中，整合和决策的范围仅限于双边家族或群队组织；而在较高级的无国家社会中，整合和决策的范围则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单系继嗣群（unilincal descentgroups）。原始的国家社会依靠行政组织政府或统一这些团体，从而构成了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基础。^[7]

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的这个分类后来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批评，原因是它过于简单化。然而，它详尽地阐述了在一些具体的社会中世系群如何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它不朽的历史贡献。由于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都假定社会是一个均衡系统，他们的研究目的就是阐明一个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团体和利益团体如何保持势力平衡，从而产生出一个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结构。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还特别注意到宗教和象征在社会整合过程中所起的类似于权力的作用，尤其是仪式在巩固和强化团体的准则方面所起的作用。

《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前言和8篇论述人种学的论文确立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方法和争论点。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对政治制度的分类法后来又被其他政治人类学者进一步发展。尽管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对非洲政治制度的分类，以后逐渐被其他政治人类学者精细化，但它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先驱作用。

3.新结构功能学派

大致说来，从1940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德拉克里夫·布朗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结构功能主义大厦的根基不断被动摇，政治人类学开始对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的稳定性表示怀疑，而转向对政治过程进行动态的、历时性的分析。他们试图探究一种理论，藉以研究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

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他对德拉克里布朗关于“社会是一个均衡系统，有着自身稳定结构”的观点表示怀疑，而强调社会内部同时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他认为人类学家要分析一种社会制度，讨论社会实体的模式，即讨论社会制度如何运作就可以了。利奇特别强调，一个社会内部往往是不协调的，而这种不协调恰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变迁的过程。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利奇于1954年出版了《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探讨缅甸克钦山地区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该书标志着政治人类学向更注重过程和更为动态的分析形式的转变。在缅甸的克钦（Kachin）山地区，利奇发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一种是人人平等的无政府的制度贡寮（gumlao）；一种是不稳定的中介制度贡萨（gumsa）；一种是小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掸（shan）。贡寮和掸是两个不同的社区，它们分别由许多语言、文化和政治都各不相同的分支群体所组成。这些分支群体以某种方式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然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一些有野心的克钦人，为了证明他的贵族身份，宣称他是掸的“王子”；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封建制度下传统领袖应尽的责任，他又转而强调贡寮的平等原则。可以说，克钦人经常难以选择他们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利奇认为，克钦人的政治组织经常是在贡寮的民主制度与掸的贵族制度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来回摆动。大多数的克钦社区既不属于贡寮型，也不属于掸型，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贡寮与掸之间的折中物。^[8]

利奇的思想对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明确地区分了抽象的政治结构与具体的政治现实，在结构主义的方法中加入了政治变迁的内容。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利奇促使政治人类学走出了非洲，摆脱了以前束缚它的那些相对统一、讲单一语言的社会的限制。

与此同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也提出了政治人类学的新观点。在《非洲政治制度》中的一篇关于祖鲁人的论文和《非洲的风俗和冲突》《非洲部落的社会秩序和反抗》等著作中，格拉克曼认为，均衡既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来自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组相互冲突的关系与另一组关系相互整合、吸收，最终促成了团体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冲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帮助维持政治系统的存在，这是冲突的功能所在。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团体之间会重新确立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中的联合关系。

格拉克曼认为，冲突有助于维持政治系统的存在，冲突的结果不会导致革命或政变，相反会使系统走向综合，帮助维护并更新系统的秩序。显然，格拉克曼同利奇一样，一方面保留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若干优点，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强调了政治制度变迁这一方面。然而，无论利奇或格拉克曼，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一种没有根据的平衡理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治人类学家从事历史的分析和进一步讨论变迁的问题。幸运的是，他们的学生不是注意到他们捍卫均衡论的一面，而是进一步发挥了他们重视冲突和变迁的一面，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倾向，即强调社会的过程和冲突，而不是结构和功能。

4.新进化论学派(www.xing528.com)

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的理论曾经遭到以博厄斯为代表的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的猛烈抨击，而几乎在美国人类学界销声匿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位美国人类学者为了恢复进化论的地位而勇敢地与当时占据美国人类学界统治地位的博厄斯学派展开了不屈的抗争，这个人就是莱斯利·怀特（Leslic White）。怀特由于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受到很大的启发，进而钻研马克思的著作，并于1929年前往俄国旅行，大量阅读了有关方面的著作，最终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进化论思想，被人称为“新进化论者”。怀特认为，衡量文化进化阶段的唯一而又最合适的标准是能量消耗量，而获取能量和利用能量的技术则是文化进化的原动力，因为它是决定文化进化的速度以及文化能达到何种复杂程度的主要因素。

据此，怀特在他的主要著作《文化的科学》《文化的进化》等书中，将文化的进化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人类仅仅依靠自己体内能力的阶段；第二阶段，通过种植和饲养可得到和储存光合了的太阳能——粮食的阶段；第三阶段，通过动力革命，对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地下资源作为新能源而加以利用的阶段；第四阶段，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这样一个新阶段，即核能不再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显然，怀特预言的这一阶段已成为了现实）。在第一阶段的社会，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即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则是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古代文明；第三阶段就是现代工业化国家。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对能量的使用逐步增加，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强化到生产私有制，出现阶级分层，最后导致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

由于怀特的理论将文化的发展植根于具体的技术之中，因而被人不恰当地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由于怀特的理论将人类文化视作一个整体，过于一般性地阐述文化发展的次序，难以解释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因而又被另一位美国新进化论者朱利安·斯图尔德称为“普遍进化论”。为了区别摩尔根、泰勒的“单线进化论”和怀特的“普遍进化论”，斯图尔德本人提出了“多线进化论”。

斯图尔德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如果我们立足于文化特殊性的分析，就有可能发现其相同之处，进而从中总结出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斯图尔德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因此，尽管他和怀特都将技术看作文化进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他又指出，技术不能脱离环境而单独予以考虑，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同类的技术所导致的生产水平可能大相径庭，因而会产生不同的劳动组织、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他曾经比较过东西两半球的各种文明，最后得出结论说，东西两半球的几种文明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的相似性，来源于生态环境的相似以及在这一种生态环境下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由于斯图尔德重视生态环境，故而他的文化进化论又被称为“文化生态学”。

与怀特的理论相比，斯图尔德的进化论更为具体，更为科学。他从多方面对文化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技术、每一文化的特殊性、物质环境（气候、地形、资源、邻近集团人口的数量等）等，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野。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Service）糅合了老师们的观点，提出了文化的“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的概念，主张文化进化有一个一般的过程，但也会出现许多特殊的情况。塞维斯所说的“特殊进化”相当于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一般进化”则对应于怀特的普遍进化。塞维斯认为，这两种进化论并不矛盾，只不过在进化的事实方面提到了两个不同的侧面，因而它们都是正确的。

塞维斯从文化进化的这两个侧面整理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进而在《原始社会组织》中提出了政治组织进化的五阶段论：群队、部落、酋长制社会、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受塞维斯及其老师们的影响，莫顿·弗雷德（Morton Fried）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并支持进化论的人类学者对上述一般进化论、特殊进化论以及塞维斯的五阶段进行了大量的评介和批判，以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类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情形。这些人类学者大多立足考古学的证据，致力于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他们所强调的是不同进化阶段的社会文化整合的特征，而不是导致进化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原因；他们的论证大多是描述性的和分类学式的，而不是因果式的。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即使在现在，政治演化也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探索的研究领域，尽管它可能不会再成为政治人类学的焦点。

5.过程论学派

从结构论向过程论的转变是政治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政治人类学者从结构功能学派的立场出发，发现了结构功能学派的重大缺陷和不足，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藉以研究政治生活中动态的一面，从而为过程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努力，结构论逐渐被过程论所取代，“结构”和“功能”等词逐渐被“过程”“冲突”“派系”“斗争”和“操作策略”等词所取代。

另外，从结构论到过程论的转变与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主义开始在世界各地走下坡路，西欧各国渐次式微，新兴民族国家大量涌现，并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使得世界政治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部落社会融入到了大型的政治组织之中，原始政治不再被看作是封闭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取代了范围狭窄的政治制度。这些客观事实迫使政治人类学者对其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调整，政治竞争、政治冲突和政治变迁等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1963年，人类学者聚集在英国，举行了一次“社会人类学新研究会议”，会上宣读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辑成《政治制度与权力的分布》一书出版。该书清楚地表明了政治人类学对政治过程研究的兴趣。

斯沃茨（David Swartz）、特纳（VictorTumer）和图登（Tuden）三人主编的《政治人类学》也是一次政治人类学会议的论文集，共收入了17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在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而不是静止的“是”。冲突、派系、斗争、过程等更是经常出现的字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所撰写的“导论”显示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即建立一个广阔的理论构架，藉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过程，包括政治变迁、政治策略和政治党派等。为了促进这种研究，几位作者首先给了那些表征政治过程的基本行为模式的概念以明确的定义。这些概念包括“武力”“权力”“势力”“权威”“决策”“支持”“合法”等等。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政治人类学家更进一步把分析的眼光集中于政治过程中的个人身上，研究这些个人是如何操作文化规则、符号等来获取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这种研究取向被人们称作“行为论”，以便和“过程论”区别开来。其实，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格拉克曼的研究中就已显露出端倪。在格拉克曼之前，政治人类学者通常只关注团体的规范和社会的结构，而格拉克曼则尝试研究了社会中的个人。行为论的真正开创者是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他在1957年出版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一书中，通过对“社会戏剧”（social dramas）中的个人的研究，揭示出个人和社区是如何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特纳的研究给利奇和格拉克曼对冲突和过程的强调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对决策过程的研究。

显然，“行为论”和“过程论”一样，都重视对过程的研究。不同的是，“过程论”重视对一般性的政治过程的研究，而“行为论”则强调对个人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过程论”相比，“行为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具体。可以说，所谓的“行为论”只是过程论中的一种研究取向，是过程论的进一步深化，因为过程论严格来说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而只是一种方法，一种与结构功能研究方法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它集中研究政治组织的运作，而不是其结构和功能。因此，有的学者建议用“过程方法”来统称所有重视政治过程的研究，而在此范围内的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则分别用“行为论”和“过程论”来加以称呼。过程论和行为论相互结合，推动了人类学对政治过程研究的进展。

为了便于对政治行为的研究，政治人类学中的行为论者又提出“政治领域”（political field）和“政治竞技场”（political arena）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治组织和政治关系所涉及的任何区域，适合于过程论的分析；而后者则是指政治活动中的单个行动者或小团体竞争政治权力的区域，可以是派系、保持人—当事人关系、党派、政治精英或其他非正式的准政治团体，也可以是所有这些或者其中的一小部分，是行为论的分析单位。从过程论向行为论的转变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理论和方法都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在世界体系观的影响下，政治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已融入了世界体系，只有联系欧洲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才能真正对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在这种“世界体系观”的影响下，政治人类学家运用已经确立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对象，从而使政治人类学研究又出现了三个新的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也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权人类学的诞生。

虽然女权人类学不专注于政治研究，但它所要考察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力。女权人类学不仅对男性的主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且打破了许多人类学的神话，如由于人类体质的进化，男性自然地充当了狩猎者，而女性则只能充当采集者。在女权人类学内部又发展出了两个主要流派，一派集中于分析性别的文化构成，另一派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考察性别分化的历史发展。

第二个新趋势是埃里克·沃夫（Eric Wolf）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一书中提出的世界体系观和所谓的“依赖理论”。依据沃夫的观点，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使得当今的几乎所有文化都必须联系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才能真正加以理解。

第三个趋势是在世界体系观的影响下，一些政治人类学者反过来把土著民族视作西方文明的受害者来研究的传统，侧重研究土著民族如何运用非暴力的方式，巧妙地对抗国家的统治，从而维护他们民族的自尊、独立和统一。而以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部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瓦解的过程。例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阐述了农民如何通过造谣、诽谤、纵火、盗窃等恶劣手段，反抗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并以此所造成的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尽管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在日益扩大，但归根结底，其理论和方法还是植根于人类学的基础之上。从一开始，它就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随着政治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中来。

（四）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学者们对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争议。科恩坚持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观点，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政治人类学）应该包括或排除的东西，以及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什么，并未牢固地达成共识”。^[9]巴朗迪埃驳斥了科恩的观点，认为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一般研究方法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其特有的研究对象时会变得更加具体，并总结了六种研究方法：起源分析法（the genetic approach）、功能分析法（the functionalist approach）、类型分析法（the typological approach）、术语分析法（the terminological approach）、结构分析法（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和过程分析法（the dynamist approach）。^[10]他从人类学研究方法中整理出适用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层面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总之，政治人类学要基于学科性质，即人类学分支学科而沿用人类学的一些方法，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还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故步自封、自我僵化。与传统政治学相比，政治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对参与观察和整体论的运用，这是对人类学传统方法的延续。正如约翰·格莱德希尔（John Gledhill）所指出的：“对于研究基层政治过程的动力，民族志的方法仍然是根本性的方法。”^[11]政治是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宗教、血缘、经济、社会等相关联的。因此，政治必须被置于社会文化体系下，用整体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研究。

在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局限于边缘或异域社会。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人类学家特别关注自己所处的西方社会，以及将文化作为兴趣点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综合的研究趋势，在内容上关注当今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热点，而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微观、宏观的，长期或短期的田野观察法等。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

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令人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被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这是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

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做的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

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

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侧重于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

这种方法是由斯沃茨、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

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通过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活用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