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文化人类学的六观

文化人类学的所谓“六观”，即文化整体观、文化相对观、文化普同观、文化适应观、文化整合观和地方知识观。

（一）文化整体观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即在研究人类社会时必须探究和调查该社会所有层面的东西，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生存工具，还是作为观念和精神层面的宗教信仰，都必须加以调查和研究。

在人类文化研究中，应该把各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进行探讨。其实，也就是人类学在研究时，首先必须多角度、多方位地进行研究。比如人类学家在描述某一人类群体时，可能会论及这些人所生活地区的历史、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结构、语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政治经济体制、宗教以及艺术和服饰风格等。又比如，研究某地区某人类群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全面描述他们的经验演变过程，就必须考虑那里的礼仪、禁忌、风俗和家庭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联系。其次，必须认识到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比如，不同的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并传递给下一代的。从另一个侧面讲，研究一个文化，既要关注共时性（横向）的文化形态，也要关注历时性（纵向）的文化形态，即应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和研究。再次，研究人类文化视野要广阔，文化人类学不仅要关心现代人，还要关注所有历史时期的人。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不像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只局限于周围或有限区域之内，而是直接地指涉全世界的人类及其文化。

（二）文化相对观

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观是指在研究人类的文化时摈弃那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观念。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即“我族中心主义”，是以自己文化为标准来衡量或评价其他文化，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是自然、正常和优秀的，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这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坚持就会转化为文化沙文主义。假如再把这种文化优劣论归咎为人种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便成为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

为何会产生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这是每个人从小在特定环境中所产生的，即民族自我中心观念对于人类来说是根深蒂固、古已有之的。当一个人在一个自身环境中开始学习如何思考及如何表现，受特定文化价值观的全面灌输贯穿人的一生。无论到哪里，总会有人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重要的，等等。这种深深地根植于人心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在古代人类未交往、未接触或相互隔绝状态下，由于每个人只在一种文化中成长，从未接触过其他文化，自然而然地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是正常、最好的，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人类。在很多民族语言中，多将自己人称为“人”，而对其他民族的称谓则多含贬低。如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称谓多加“犬”“虫”等偏旁，甚至声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而早期西方殖民者对于其他种族都称之为“异教徒”。这些都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普遍存在的明证。直到现代，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即使在科学发达的地区也未根除，仍是引发种族歧视、战争和霸权的思想根源之一。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在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形态时，发现所谓的原始人类实际上与其他人类群体并没有本质区别。自美国学者博厄斯以来，文化人类学者逐渐认为“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每一个民族都有世代相传的价值观。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价值体系是无法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只能按其自身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进行判断。一切文化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无从分别孰优孰劣，对异文化要充分尊重，不能以自己文化的标准来加以判断和评价”。^[1]

（三）文化普同观

所谓文化普同观，即人类心理的基本状况和需求是大体相同的，所有的人也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哪一群人比别的人群更接近类人猿，也没有哪一群人体质上进化得比别的人群更高级。正因为人类的心智和心理的相同或相通，各个不同的文化之间才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播、互相学习，各个文化之间的要素才可以互相借用、互相吸纳甚至相互融合。这种文化普同观是人类学者在研究人类文化的差异性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文化其实是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之所以有差异，在于文化是对人类内外环境的一种适应。因此，文化内外环境相似的民族会产生或崇尚相似的文化，而不同的环境尽管产生的文化面貌会有差异，但由于人类心理基本状况大体相同，因此在文化的不同部分也同样具有文化的共同特色。(www.xing528.com)

（四）文化适应观

人类与环境息息相关，这一点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所谓文化适应观，就是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去应对不同环境。这些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也是适应策略的实践过程。

人类适应环境的策略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三个面向：一是技术（technology）；二是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三是价值观与信仰（values and beliefs）。技术指的是人们制造事物或提取资源所需的知识与技巧。由于它非常具体且有明显的实际效果，因此在适应策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社会组织也是适应策略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中一项重大的社会要素就是社会分工的形成。价值观和信仰也是适应策略中重要的因素。

每一种文化都是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结果。当人类学家面对一个社会的特殊习俗时，只能从适应该社会的特定环境的角度来加以判断。此外，适应也是一种连续性的整合和变迁的过程。

（五）文化整合观

文化整合观，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与和谐的状况，即强调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如何协调运作的，不是光靠研究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亲属关系或单单研究某一族体就足够了。人类学者把这些生活层面比喻为交织成社会大网的线，同时也是更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此，要全盘地了解一种信仰或仪式，就必须观察它与社会中其他因子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要看它与形成社会的广泛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六）地方知识观

“地方知识”是美国象征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所谓“地方知识”，即区别于普遍性知识或全球化知识的一种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这里的“地方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这里的“地方”也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语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等。“地方知识”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来自于人类学对于“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如何分析看待他们的思维和解释立场即话语表达的问题。

美国象征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的这个“地方知识”，主要是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做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研究，相对忽视和避免宏大的理论建构。“地方知识”命题的意义不局限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方面。由于它对正统学院式思维的结构作用，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相呼应，所以很自然地成为后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种立场和倾向，成为一种用来挣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思想武器，也成为他们关照和反思自身偏执与盲点的一面镜子。地方知识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也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