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及其历史

在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体质人类学学者。这些学者对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体质人类学先驱与进化论问题

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的体质。研究这个问题要了解人到底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人是怎样从猿猴进化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涉及进化的问题。因此，体质人类学先驱便首先对进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一般认为，进化论一词最初是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提出来的，而后由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是欧洲古代的哲学家。他不仅是使用“人类学家”这个名词的第一个权威，而且在上古时期对于人的研究达到了顶点。他奠定了动物学的基础，创立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按照他的这一思想，一系列生物体的地位逐渐升高，呈阶梯状排列。不过，应该指出，亚里士多德是绝对没有进化论思想的，但是他提出的生物以阶梯形式排列的原则对于后来18世纪进化论学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布丰（Buffon，1707—1788年）

布丰是法国博物学家。他编写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曾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领导，1739年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园长和皇家博物馆馆长。他是进化论的先驱者，其代表作为《动物自然史》。他认为人属于物种的范畴，但从来不相信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他认为自然界还没有告诉我们形成生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驴和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对猿和人也是如此；他认为人们至少应该根据他们的一般相似性进行推论，而不是圣经坚持的观点。

拉马克（Jean Baptiste Lemarck，1744—1829年）

拉马克是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他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认为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是进化论的倡导者和先驱。他提出了一种系统的生物进化学说。他的进化观点主要体现在他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的哲学》一书和1815年出版的《无脊椎动物志》的导言中。重要的论点有：地球有悠久的历史，生物经过漫长的演变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生命是连续、变化的、发展；生命存在于生物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低级生物可以不断地由非生命物质直接产生；物种只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外界条件影响下会发生变异；进化的动力既是生物天生地具有向上发展的“欲求”，也是环境变化的影响；生物进化是“树状”式的，不仅向上发展，而且向各个方面发展；人类起源于高级猿类，等等。拉马克学说的核心是“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的遗传”。拉马克认为，环境变化引起生活需要的改变，生活需要的改变使动物产生新的行为和习性，结果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使用的器官就退化。这些在环境影响下所获得的性状叫获得性状；获得性状能遗传给后代，由此引起了动物的进化。例如，他认为，长颈鹿的祖先由于环境的改变，不得不时常伸颈取食树上的叶子，促使颈和前肢逐渐变得长一些，这些后天获得的性状又能传给后代。这样经过许多世代的积累，终于进化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长颈鹿。拉马克最先提出系统的进化思想，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对进化论的建立是有伟大功绩的。但由于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他对生物进化的解释过于简单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猜测，还不能对物种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作出科学的论证。

居维勒（Georges Cuvier，1769—1832年）

居维勒是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了“器官相关法则”，认为动物的身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身体各部分结构都有相应的联系。如牛羊等反刍动物既然有磨碎粗糙植物纤维的牙齿，就有了相应的嚼肌、上下颌骨和关节，相应的消化道以及相应的适于抵御和逃避敌害的洞角和肢体构造；虎、狼等肉食动物则具有与捕捉猎物相应的各种运动、消化方面的构造和机能等。他不仅研究现存的动物种类，还将当时己知的绝灭种类的化石遗骸归入同一个动物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他运用器官相关的原则和方法，根据少数的骨骼化石对动物进行整体复原。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他成了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人。他首先指出非洲象与亚洲象是两个不同的种，而猛犸象（毛象）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亚洲象的灭绝动物，并证明北美发现的“猛犸”化石是另一个绝灭的新属——乳齿象。尽管他反对生物进化论，但他正确地提出了物种（及种上类群）自然绝灭的概念，并论证了现存种类与灭绝种类之间在形态上和“亲缘”上的相互联系，在客观上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科学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地层时代越新，其中的古生物类型也越进步，最古老的地层中没有化石，后来出现了植物与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化石，然后又出现脊椎动物的化石。在最近地质时代的岩层中，才出现了现代类型的哺乳类与人类的化石。他的这些论点与近代地质古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结论基本一致。他所提出的器官相关定律以及他在古生物学上的杰出贡献，为进化论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然而他却反对拉马克的进化学说中生物进化的观点，坚持“灾变论”学说。按照“灾变论”的观点，地球上的生物并不存在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而是曾经发生过多次周期性的大灾难。每次灾难来临的时候，所有的生物均被灭绝。而灾难结束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新的生物类型。至于这些新的生物种从何而来，居维勒当时并未做出明确解释。后来他的学生多宾尼（A.Dorbigny）做出补充说明，指出新的生物类型是上帝重新创造的结果，并且还计算出上帝的这种创造行为多达27次。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

达尔文是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批判地吸收了拉马克等前辈学者们关于生物进化学说的成果，并以他在亲身参加的历时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中收集到的大量动植物学和地质学资料为基础，同时结合对当时运用人工选择方法培育家畜和农作物新品种方面的实践成果的研究，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学说。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终于问世，这是人类对生物认识上的巨大成就。它给当时在生物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以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引向一个新的时代。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其对生物学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成为当时人类进步的同义词，因而受到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内的一切进步人士的肯定。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达尔文主义学派

自达尔文创立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以来，人类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与当时欧洲盛行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在与神创论的斗争中，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集合在进化论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即达尔文主义学派，亦称“达尔文学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从分类学、形态学、胚胎学、生物地理学、古生物学等方面，列举事实证明不同生物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古代生物和现代生物之间有着共同的祖先；现代生物是远古少数原始类型按照自然选择的规律逐渐进化的产物。它是一个庞大的生物进化体系。在达尔文学说的科学体系中，最主要的是自然选择学说，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变异、适者生存。随后，英国的赫胥黎、德国的海克尔等称赞并接受达尔文主义，同时也在不同方面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成为达尔文主义学派的成员。

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年）与牛津大论战

赫胥黎是英国的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他在动物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许多领域都具有很深的造诣。他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达尔文关于类人猿接近于人类的正确判断，并且重点探讨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问题，在实践中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赫胥黎在人类起源认识史上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的观点，向宗教神学勇敢地提出挑战。1860年6月30日，在英国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英国科学促进会召开关于人类是否起源于动物问题的讨论会。会上，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向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发起了恶毒的攻击，并且无理地质问赫胥黎究竟是由祖父方面的猴子还是由祖母方面的猴子变来的。当主教大人在一片哄笑声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坐下来之后，赫胥黎接着发言。他首先以大量的科学事实批驳了威尔伯福斯的无知和诽谤，然后庄严地宣称，他绝不会因为承认猴子是他的祖先而感到羞耻，而只会因为有像主教大人那样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同类而感到羞耻。在反动的教会人士的叫骂声和进步的科学家、大学生等许多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进化论者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论战。

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9年）

海克尔是一名德国的博物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学习过医学，但主要的兴趣是研究动物学。在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指导下，海克尔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个体胚胎学和比较胚胎学的丰富资料，创立了种系发生学这一新的学科，提出了生物进化的系谱树，为了解生物种系的发展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所撰写的《宇宙之谜》一书，不仅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生物进化论作了明晰的阐述，而且依据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对宇宙、地球、生命、物种、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等一系列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这样讲，《宇宙之谜》是对海克尔一生的科学所做出的哲学的总结。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海克尔也与各种错误观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77年，在慕尼黑举行的第50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他与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德国细胞病理学权威微尔赫（R.Virchow）进行了严肃的辩论。会后，海克尔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著——《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批驳了威微尔赫关于禁止在学校里讲授进化论的主张。

新达尔文主义学派

这是以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A.Weinsmann）、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G.J.Mendel）和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组成的一个达尔文主义学派。该学派的学者提出了种质选择论，强调对遗传变异的选择作用，因而是对达尔文选择原理的一个重要的说明。达尔文主张生物的渐变进化，而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广泛的实验中发现了自然界中的另一种进化方式——骤变进化。这一概念的引入对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另外，该学派还创立了基因论，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生物遗传变异的机制，使进化论研究有可能深入到细胞实验的层次。然而，由于新达尔文主义是在个体水平上研究生物进化的，而实际上进化是群体范畴的问题。因此，该学派在解释生物进化时，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新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的多数学者，漠视自然选择学说在进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解释进化的过程。

现代达尔文主义

现代达尔文主义也称“综合达尔文主义”，是以乌克兰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遗传学和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为标志的。杜布赞斯基在此书中提出的“综合理论”是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基础。综合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①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进化机制的研究属于群体遗传学的范围。②突变、选择、隔离是物种形成及生物进化中的三个基本环节。他认为，突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突变不仅能产生大量的等位基因，还可以产生大量的复等位基因，从而大大增加了生物变异的潜能。随机突变一旦发生后就受到选择的作用，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使有害的突变消除，而保存有利的基因突变。其结果便造成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这才使新的生物基因类型得以形成。群体的基因组成发生改变以后，如果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能够杂交就不能形成稳定的物种，也就是说，物种的形成还必须通过隔离才能实现。这是他早期提出的综合理论，又称“老综合理论”。1970年，杜布赞斯基又出版了《进化过程的遗传学》。在这本书中，他又对以上综合理论进行修改，认为在大多数生物中，自然选择都不是单纯地起过筛作用的。在杂合状态中，自然选择保留了许多有害的甚至致死的基因，其原因就在于自然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选择机制或模式。这一思想相对于“老综合理论”而言成为他的“新综合理论”。

杜布赞斯基以上的综合理论，综合了自然选择学说与基因论两种观点，吸收了达尔文学说的精华，又提出了自然选择模式概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选择性。他又引入了群体遗传学的原理，弥补了新达尔文主义基因论的不足。他用分子生物学和群体遗传学的原理和方法，阐明了生物进化过程中内因（生物的遗传变异）和外因（环境的选择）、偶然性（遗传变异）和必然性（选择）的辩证关系。尽管如此，在进化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杜布赞斯基的综合理论还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如生物体新结构、新器官的形成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单纯用突变、基因重组、选择和隔离的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离开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离开了习性与机制变异的连续作用，离开了与其他器官的相互影响，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外，这一学说把实验方法理解为研究生物进化问题的唯一手段也是不恰当的。

（二）体质人类学者对人类与动物区别的研究

除了人类的进化问题，体质人类学者也对人的特征、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的躯体（手、头颅、头盖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并将各种族区分开来。

希波克拉底（Hippoe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www.xing528.com)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名医，被称为“医学之父”，后来成为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先驱。他研究过气候对于人体的影响，并创立了“气质学说”，认为人体内含有四种不同的“液汁”，即血、黄胆质、黑胆质和黏液。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血为主的人特点是热情，以黄胆质为主的人特点是急躁，以黑胆质为主的人特点是忧郁，而以黏液为主的人特点是迟钝。按照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并无任何科学基础，但作为2000多年前的古代学者，他的这一学说的建立无疑是试图运用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方法对人类进行分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此外，他在研究人的头型方面很有造诣。他认为，拉长的头型本来是人为造成的，但后来却被遗传下来。“在一开始是这（人工拉长头型）在起作用，所以这种结果是强力造成的，但经过一定时间后，它就自然地形成了，以至于这种处理方法与它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亚里士多德除创立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提出生物以阶梯形式排列的原则对于后来18世纪进化论学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之外，在确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问题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涉及人与动物之间形态特征差异方面的论点。如在对人手作用的评价上，他认为人之所以有手是由于智慧所致，这明显地表现出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由于未受到宗教或者哲学独断的影响，他也自然地把人类放在动物之中并根据某种特征如大脑的相对大小、两脚直立和智慧等方面，把人类从动物中区分开来。

维塞利亚斯（Vesalius，1513—1564年）

维塞利亚斯是意大利的著名医生和解剖学家。他曾在意大利帕度亚、波隆纳和比萨三大城市任解剖学教授，又当过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内科医生。他除了对人兽区别解剖学得以产生做出贡献外，也对种族的头型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许多种族头盖骨形状不同的原因，认为大多数种族在头型方面有些突出的特征。比如，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头盖骨是圆形的，热那亚人的头盖骨则更圆，这种头型常常是由接生婆应母亲的请求而造成的。一般来说德国人的后脑勺扁平，头部宽广，这是因为德国婴孩经常仰卧在摇篮里，而比利时婴孩则侧卧，所以他们的头型呈椭圆型。

林奈（Linnaus，1707—1778年）

林奈是瑞典生物学家。他认为，生物学既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由此，他建立了生物的分类系统。他在《自然系统》中确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把人作为独特的，并把人与蝙蝠、狐猴、猿猴都归为一类，称之为“灵长目”。同时，将各样的人类加以区分，根据肤色和其他特征，把他们分为四大类。这种分类法今天仍然值得人们尊敬。

（三）体质人类学者对人体解剖学、头盖学的研究

体质人类学者在探讨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之余，对人类躯体学也产生了兴趣。在人类躯体学的研究中，有许多从事医学和解剖的体质人类学者加入进来。

盖伦（Galen，129—199年）

盖伦是古罗马学者。他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尸体解剖，其中包括猴子等灵长类动物，从而掌握了许多较为精确的解剖学知识，发展了机体的解剖结构和器官生理学的概念，创立了医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的体系。他的解剖学风行了1000多年。他是根据动物身体的解剖，尤其是根据猴体解剖来得出结论的，从而为以后的人兽区别解剖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布鲁门巴赫（J.F.Blumenbach，1752—1840年）

布鲁门巴赫是哥廷根医学院的教授。他创立了颅骨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因而获得了“体质人类学之父”的美誉。布鲁门巴赫是第一个将人类学置于理性基础的人。他写了《原始人种学概论》一书。该书把人种分类的基础建立于测量之上，认为头盖骨和面部存在不同的方式，并提出了头盖骨垂直常态。他认为，所谓头盖骨垂直常态，即从上面角度看头盖骨的形态，三种类型的头盖骨各不相同。比如，蒙古人种头盖骨方型，黑种人头盖骨两边相夹，高加索人种的头盖骨介乎两者之间。由于布鲁门巴赫最先将头盖学变为人们易懂的科学，因而被视为头盖学的奠基人。

安德斯·里茨厄斯（Retzius，1796—1860年）

里茨厄斯是瑞典研究头盖骨的学者。他带领他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头盖骨，得出了一种头部指数的概念。所谓头部指数，也叫长度与宽度的指数，即颅骨宽度对于其长度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他把较窄的头颅称为长头，把较宽的头颅称为短头。通过这一方法，里茨厄斯想要把各种类型的头盖骨加以分类，而不是找出种族的差别。他曾做过努力，一般根据头型，把欧洲人进行归类。他在接受布鲁门巴赫意见的同时，还发明了面部、高度和颈宽的测量法。里茨厄斯的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头盖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约翰·格莱顿（Tohn Grattan，1800—1871年）

格莱顿是英国贝尔法斯特的药剂师。他发明了一系列的以耳孔为起点的径向测量法，制作了一部精巧的颅骨测量仪。正如赛明顿（J.Symingto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格莱顿和安德斯·里茨厄斯是在同一时期开展这项科研活动的。在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学校开始制订颅骨测量的科研计划之前，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他从那时现成的测量法中选用最有用的测量法，并补充了他自己的新见解。

艾特肯·梅格斯（J.A-itken Meigs，1829—1879年）

梅格斯博士是美国有名望的内科医生兼心理学家。他提出了有关测量的原则：“实用的颅骨测量法既应该具备绝对性，又应该具备相对性。绝对测量是必要的，因它可用来测出不同种族头颅骨的差别。这些差别特征越稳定，它们对动物学的意义就越大。对头部采用相对测量法，我们就可以对脑的心理特征有个大概的了解。头盖骨描绘者就是头盖骨检验专家。”梅格斯博士在1861年的论文中对头盖骨做了许多说明，有一些是关于如何测量大脑各部分的方法的论述。

皮埃尔·保罗·布罗卡（P .P.Broca，1824—1880年）

布罗卡是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1847年，他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向上级报告关于克利士丁（Celestins）公墓的挖掘情况。这件事促使他研究头盖学，然后又研究种族学。巴黎人类学会建于1859年，人类学院建立于1876年，而布罗卡是上述两个机构的发起者和建立者。为更精确地研究头盖学，他发明了几种头颅测量仪器，如枕骨仪、测角计、立体照片机，还将一些方法标准化。他对做头颅比较时不能得到结论深感不满，所以在临死之前转而研究大脑。他是个孜孜不倦的研究家。由于大脑过度疲劳，他在56岁时突然死去。

从布鲁门巴赫开始，许多学者都加入到研究头盖骨的行列，但随着其研究的进展，头盖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问题。

1.研究头盖骨成为时髦

自布鲁门巴赫创立了颅骨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后，研究头盖骨和进行头盖骨测量法一时风行各处。因此，“要更多的头颅”这句话已成为当时的口号。人类学家或立志成名的人都测量和描绘头盖骨。博物馆已成为陈列头盖骨的真正场所。科学进修人员的名望与他随身所带回去的头盖骨的数量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人体躯干、四肢、柔软组织，皮肤和毛发，可能统统被抛弃，因为它们被认为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

2.头盖骨分类方法出现问题

经过了多年测量和收集来自外国和来自原始人种或土著人种的材料之后，早先采用的头盖骨分类方法明显不适用了。人们遇到过太多的中间型，而这种形式不可能用一般的方法加以分类。一些研究人员误入歧途，视科学为儿戏，如意大利塞吉（Sergi）教授曾犯过这样的错误：新几内亚附近的登推卡斯特（Dntrecasteare）群岛本来只是一群小岛，可是他却把这些小岛屿命名为11种头盖骨的类型，并把这些头盖骨用大名鼎鼎的名称加以区别，如长头盖骨、短头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