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水灾防治中的效果与成果

水土保持在水灾防治中的作用是控制水土流失，拦截被地表径流带走的泥沙，减少江河、湖泊和水库的泥沙淤积。

我国古代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三种：耕作措施、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其中，主要的耕作措施是区田和梯田。区田起源于商代，西汉时期由氾胜之加以总结并在关中黄土丘陵区推广。它是在山坡地上隔一定距离挖一个土穴，进行穴种。既有集中施肥和灌溉的便利，又可避免滥垦滥伐而加大坡面水土流失。梯田则起源于西汉，南宋时期在江南丘陵山区已比较普遍，直到今天仍是丘陵区的主要耕作方式。由于梯田是层层水平修筑，改变了坡面地形，有助于雨水下渗，有效地减少了坡面径流。清初蒲松龄在其所著的《农桑经》一书中总结梯田经验说“山地得力在堰，”并引用民谚“地无唇，饿煞人”，生动地说明了梯田的作用。

生物措施主要是种植林草。战国年间各国统治者都提倡种树，有人还把丘陵地区森林的多少作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指标。汉朝“黄霸治颍川时，曾教民种树，龚遂治渤海时，曾令民种榆。政府也曾训令官吏辨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湿之宜，教民种树，养五谷、六畜，萑莆材干，为器械之资”。13世纪初年浙江鄞县人魏岘在观察家乡自然景观被人为破坏造成的下游河道淤积时说，以往四明山景色优美，森林茂密，沿江也广栽树木和竹林。但是近年以来，由于木材价格上涨，山上的森林被砍伐一空。再遇大雨，既无森林涵蓄水分，又失去树木根系对土壤的固结，于是山上泥土随雨水下泄，淤塞河港，深达四五丈之多。19世纪初年梅曾亮总结农民的经验，对森林茂草的水土保持作用有生动的描述。他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

工程措施的起源也很早，据认为春秋时期祭祀的小型水利工程就是早期的谷坊和鱼鳞坑。16世纪中叶的周用认为，黄河的根本问题在于洪水无处容蓄，为此，如果在中游发展农业，兴建大量沟洫等水利工程，“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清代乾隆年间胡定也曾提出一个“汰沙澄源”的治黄方案。他认为黄河难治主要在于泥沙太多。因此，他主张在三门峡以上地区沙涧沟口处修筑淤地坝，“水发，沙滞涧中，渐为平壤，可种秋麦”。

近代的水土保持在1940年开始受到重视。当年林垦设计会议明确提出“水土保持”概念以替代旧有的“防止土壤冲刷”等术语。20世纪50～70年代重点开展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但当时许多地方只搞工程措施，修水库、打坝造地，不搞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忽视了综合治理，结果控制不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往往一场暴雨就毁田决堤，不可收拾。一般的农田基本建设经常是年年搞，年年垮，再年年修，投入大量的劳力、资金，而收效很小。1978年的7、8月间，陕北地区连降暴雨，总雨量300mm，相当于一般年份的年降雨量，延安地区和米脂县约2/3的堤坝被冲垮，许多农田被毁。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范围扩大到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皇甫川、永定河、三川河、柳河、葛洲坝库区、江西兴国县和甘肃定西县8片地区，以及后来的三峡库区、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陕南地区和嘉陵江中下游4片地区水土流失为比较严重的地区。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开始实施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水土保持方针由原来单纯的工程性防护转变为山、水、田、林、路综合开发；水土保持措施由原来的单项工程措施转变为以小流域为单位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耕作措施和化学措施相结合。1999年2月，水利部、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十个示范城市、一百个示范县、一千条小流域作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工程（简称“十百千”示范工程）；同年，工程正式启动。

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7.41万km2，占同期水土流失面积的23.82%。其中兴修梯田1475.21万hm2，筑坝淤地、治沙造田257.22万hm2，营造水土保持林5229.04万hm2，栽植经济林927.34万hm2，种草852.46万hm2，建成治沟骨干工程1974座、淤地坝9.71万座，修建水窖、涝池、塘坝、谷坊和小型蓄水工程709.12万座。水土保持措施的累计保水量5159.72亿m3，年均保水量101.17亿m3；水土保持工程的累计蓄水量494.04亿m3，平均每年蓄水量38.00亿m3；水土保持措施的累计保土量425.64亿t，年均8.35亿t。现有的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减少土壤侵蚀10亿多t，增加保水能力200多亿m3，增产粮食100多亿kg，增产果品200亿kg。(www.xing528.com)

堤防、水库和分蓄洪区的联合运用，以及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努力，初步控制了我国主要江河上重现期为10～20年的常遇洪水，在水灾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9年以来，黄河花园口曾发生流量超过10000m3/s的洪水12次，但没有一次决口成灾，创造了黄河连续50年安澜的历史纪录，其中，抵御了1958年发生的自1919年有实测水位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长江战胜了1954年发生的百年罕见的大洪水，淮河战胜了1954年发生的近40年一遇的洪水，海河战胜了1963年发生的约50年一遇的大洪水，松花江战胜了1957年发生的自1898年以来的第二位大洪水。在抵御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几次大洪水中，我国的防洪工程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1991年淮河大洪水期间，流域内的51座大型水库共拦蓄洪水38亿m3，削减洪峰70%～90%；淮河干流运用蓄洪区和行洪区滞蓄洪水40亿m3，保障了淮北大堤、洪泽湖大堤、里运河大堤、蚌埠和淮南两市的围堤等重要堤防及沿淮工矿、铁路的安全。在1994年珠江流域的大洪水中，广东北江大堤和珠江三角洲五大联圩免除了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灭顶之灾。在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中，经过历年加固培厚的长江大堤成为中下游地区最主要的保护屏障；同时，运用水库和闸坝等各种控制性工程拦洪调峰，有效地缓解了堤防的压力，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和重庆等5省（市）的763座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340亿m3，占大通站30天洪水总量（还原值）的15.5%。在抵御流量最大、对堤防威胁最严重的第六次洪峰时，隔河岩和葛洲坝等水库通过拦洪削峰，降低了沙市水位0.40m左右；汉江丹江口水库量大入库流量18300 m3/s，最大下泄流量仅1280m3/s，削减洪峰93%，避免了武汉附近杜家台等分洪区的使用及其造成的损失^[2]。据统计，在1998年大洪水中，全国共有1335座大中型水库参与了拦洪削峰，拦蓄洪量532亿m3，减免农田受灾面积228万hm2，减免受灾人口2737万人，避免200余座城市进水，减灾效益达7000亿元（汪恕诚，2000）。长江1998年洪水与1931年一样，都是全流域型大洪水，但洪水淹没范围和因灾死亡人数却比1931年少得多。1931年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淹，死亡14.5万人；而1998年只有九江大堤一处决口，而且几天内堵口成功，淹没总面积32.1万hm2，死亡1562人（汪恕诚，2000）。

1988～1989年，水利部对七大江河和太湖流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40年间的防洪直接经济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估，这次分析计算的要点是：①估算1949～1987年38年间实际发挥的防洪经济效益；②防洪经济效益是以1949年以后兴建的防洪工程或实施了其他防洪措施与1949年前后防洪能力相比而减免的直接经济损失；③统计防洪工程的各项投入包括国家、集体、个人的投资及投劳折资；④因兴建防洪工程所产生的负效益，包括水库淹没（防洪分摊部分）及河道堤防工程挖压占地后对农业的损失以及其他负效益。估算结果显示，七大江河和太湖流域水灾防治工程的效益成本比值约为6.92（见表3-9）。

表3-9　七大江河及太湖流域工程防洪经济效益价值量

注　表中数据是根据《中国水旱灾害》，1997，第176页表6-8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