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学科(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体育领域内的体育道德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提出了相关概念并进行了相应定义。
阿诺德(Arnold)[1]依据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体育精神的概念,并指出体育精神的核心特征包括仁慈、良好的幽默感、尊重、有礼貌、友善、热情、乐于助人和慷慨等八个方面。
Shields和Bredemeier[2]将体育精神定义为协调体育运动目标和道德目标的品德。这类概念认为体育精神就是运动员在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特征的集合体,这些特征使运动员保持在形式上和精神上的积极表现而避免脱离体育精神的本质。
Eisenberg和Fabes[3]提出了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的概念,从行为上对道德进行了解释。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表现出的能够帮助他人或对他人有利的行为;反社会行为指的是个体表现出的对他人不利或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体育领域并作为体育道德的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瓦勒兰(Vallerand)等[4]人提出了体育道德的概念,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体育道德的社会心理学模型。他认为,对体育道德行为的界定可以依据以下五个标准:①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能够全力以赴、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②尊重体育比赛中的社会规范,表现出良好的体育精神风貌;③尊重比赛规则,服从裁判判罚;④尊重对手和关注对手,公平竞赛;⑤体育道德行为的消极方式。祝大鹏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体育道德的主要特征包括关注和尊重规则和裁判、社会规范、对手,对比赛全力以赴,对所有体育参与者没有消极表现。
虽然这些体育道德的概念不同,但它们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体育精神更多地强调在社会学层面上的心理特征,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则更强调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外在行为表现对他人利益的影响效应。心理学的体育道德则从道德功能(判断、意识和行为)上对体育道德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更全面地涵盖了体育道德的本质特征和规律。
(二)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影响因素
1.个体因素
(1)运动动机
对运动动机与体育道德的关系,最近的一项针对集体项目运动员的研究表明,运动员的掌握指向的运动动机对其对队友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而内部的成绩指向的运动动机对其对队友的反社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效应。Kavussanu的研究[5]认为,任务定向可以负向预测反社会行为,自我定向可以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Sage和Kavussanu[6]通过对365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在模拟竞赛情境下的目标定向与体育比赛中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的研究发现,自我定向与亲社会行为、任务定向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不同目标定向的运动员在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上均表现出了显著性差异。并且女运动员表现出了比男运动员更多的亲社会行为。(www.xing528.com)
(2)道德推脱
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以减轻其危害效应、最大限度地减轻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程度。一般来说,运动员体育道德推脱调节机制包括行为重建、优势对比、责任转移、结果扭曲、非人性和责备归因这六个方面。
2.外部因素
(1)重要他人
对于运动员来说,重要他人主要是指他的教练员、父母、队友和主管领导等。这些人与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和各种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的言行和观点对运动员的竞赛行为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
(2)运动队的环境气氛
运动队的环境气氛是指由教练员、运动员、运动员的父母及主管领导等所构建起来的心理环境,主要体现为运动队的道德气氛和动机气氛。运动队的环境气氛反映了运动队对体育道德和对运动成绩的占主导性的认知。
①运动队的道德气氛。运动队的道德气氛是指运动队对道德行为的整体认知,对运动员在比赛中的道德判断及随后的决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②运动队的动机气氛。运动队的动机气氛是指由重要他人(教师、父母、教练员)创造的占优势的情境目标结构。掌握指向动机气氛的运动员表现出较高成熟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和较多的体育道德行为,同时表现出较少的违反体育道德和破坏团队规则的行为。而以追求成绩的动机气氛占主导的运动员则表现出较多的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和较少的体育道德行为。
体育道德是当前体育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受到其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当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概念、内涵,制定有效的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测量工具,加强综合性实证研究与纵向追踪研究,拓宽研究范围,为有效促进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发展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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