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性情绪的促进作用：亲社会倾向可降低负性情绪水平

7.1.3.1　网络提醒的编码

两个不知道实验目的的编码者，对选择进行网络提醒的被试最后的问题进行编码，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被试的帮助倾向、保护倾向和警告投资人的倾向三个方面（从1到7进行评价），回答又在多大程度上表示了被试对信托人的惩罚倾向和认为信托人是不道德的和不公平的（从1到7进行评价）。以一个编码者为主，如果两者有差异的话，讨论至两人的意见达到统一。

结果显示：

在十五个被试给出的网络提醒中，编码者认为，均含有对潜在受害者的保护和对信托人的警告与惩罚，见表7-1。

将被试网络提醒中的帮助倾向、保护倾向和警告倾向整合为一个帮助他人的指标（α=0.634），将信用惩罚倾向和不道德不公平评价整合成对信托人的惩罚指标（α=0.779）。

表7-1　网络提醒的内容（N=15）

7.1.3.2　等组生理指标检验

所有被试在实验前的精神状态良好，且无提醒组和有提醒组在生理基线值上均无显著差异，见表7-2。在不公平事件发生后，具体干预实施之前两组在生理基线值上均无显著差异，见表7-3。这说明两组被试完全遵照随机分组的原则进行分组，在基线水平和利他惩罚前的情绪水平都保持相对一致。

表7-2　基线水平的生理指标

表7-3　利他惩罚前的生理指标

7.1.3.3　负性情绪的变化——亲社会的力量

实验1、2、3的研究表明，当被试看到网络环境中的不公平事件发生之后，被试的负性情绪会显著提高。在本实验中，被试不但测量了生理指标，同时也填写了负性情绪问卷描述自己的主观感受。将负性情绪问卷整合成被试的负性情绪指标［克伦巴赫系数（前）=0.808；克伦巴赫系数（后）=0.928］。

研究者假设，当被试看到有不公平事件发生后，被试的负性情绪会被激起。因此，研究比较了基线水平和利他惩罚前的被试的生理指标，见表7-4。(www.xing528.com)

表7-4　基线水平和利他惩罚前的生理指标差异检验

由表7-4可以看出，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被试的HR、RP和SC都存在显著水平的差异。由于观看了网络环境中的不公平行为，被试的负性情绪显著增加，由此可以得出，HR、RP和SC也是反映负性情绪的显著指标。在观看不公平行为之后，被试的HR水平显著提高，RP水平显著提高，SC水平显著提高，即被试的平均心率、呼吸和皮电在利他惩罚之前的水平要显著高于平静状态下的水平。

7.1.3.4　负性情绪的促进作用

当被试产生负性情绪之后，研究者认为，负性情绪和被试的亲社会倾向会促使被试采取一定措施来降低自己的负性情绪水平。

在本实验中，被试不但测量了生理指标，同时也填写了负性情绪问卷描述自己的主观感受。将负性情绪问卷整合成被试的负性情绪指标［克伦巴赫系数（前）=0.808；克伦巴赫系数（后）=0.928］。

首先，就负性情绪的自我报告和负性情绪的缓解来看，由研究数据得出，被试的自我报告负性情绪，在实施利他惩罚前后有显著差异，见表7-5。有研究认为，尽管在无网络提醒阶段，被试仍然撰写了纸条，但是没有发送，这个撰写的过程也有助于平复被试的负性情绪。从生理指标来看，被试的HR和RP前后有显著性差异，而SC前后并无显著性差异。前人研究表明，当情绪紧张、恐惧或焦虑时，汗腺分泌增加，引起导电性增强而导致皮电增高。而在本研究实验过程中，可能是由于冬天进行的实验，SC这一指标并不明显。前人研究认为，在情绪紧张时，呼吸的速率变大，放松时，呼吸的速率变小，尽管RP也显示出了在利他惩罚后的减少，但是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并没有显著性差异，所以在后期对负性情绪的描述中，也将舍弃RP这一指标，保留被试的主观感受（EE）和平均心率（HR）这两项指标。

表7-5　利他惩罚前和利他惩罚后的各项指标差异检验

在本实验中，研究者假设在信息分享的环境下，被试会体验到更强烈的负性情绪的减少，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一为分享前和分享后的时间点（组内变量），自变量二为网络提醒（是，否）（组间设计）。

以被试的主观报告为因变量，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两自变量交互作用显著，F（1，30）=5.022，P＜0.05；时间点这一自变量主效应显著，F（1，30）=12.367，P＜0.001；网络提醒与否自变量主效应不显著，F（1，116）=0.157，P=0.694。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网络提醒条件下，时间点一的负性情绪水平（M=158.2667）和时间点二的负性情绪水平（M=112.3333）差异显著，F=15.6，P＜0.001；而在非网络提醒条件下，时间点一的负性情绪水平（M=131.0588）和时间点二的负性情绪水平（M=111.3529）差异不显著，F=0.87，P=0.359。这说明，在网络提醒条件下，当被试行使了网络提醒的利他惩罚权力后，负性情绪有明显的减少。在负性情绪的作用下，人们的亲社会性会促使个体采取一系列行动来阻止不公平事件发生并平复自己的负性情绪。而在非网络提醒条件下，由于只是时间的间隔，尽管被试的负性情绪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以被试的生理指标为因变量，采用2*2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一为分享前和分享后的时间点（组内变量），自变量二为网络提醒（是，否），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两自变量交互效应显著，F（1，30）=5.932，P＜0.05；时间点这一自变量主效应显著，F（1，30）=9.555，P＜0.05；网络提醒与否自变量主效应不显著，F（1，30）=1.525，P=0.226。

通过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时间点一条件下，网络提醒组和非网络提醒组之间的心率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F=0.351，P=0.071；在网络提醒条件下，时间点一的心率水平（M=83.6427）和时间点二的心率水平（M=76.6987）差异显著，F=14.37，P＜0.001；而在非网络提醒条件下，时间点一的心率水平（M=75.9100）和时间点二的心率水平（M=75.0865）差异不显著，F=0.23，P=0.636。

这说明，网络提醒组和非提醒组之间的分组是完全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提醒组的被试，心跳水平前后差异显著。这说明，被试目击了欺骗行为发生之后，心跳加快，而在控制环节，被试不能为即将发生的欺骗行为做任何事情，被试的负性情绪减少的机率就会小很多。这与之前的挫折假设是一致的，并且与之前的研究保持一致。前人的研究认为，愤怒和不公平感会增加对心血管的刺激（Levenson，Ekman，& Friesen，1990），这与被试的情绪自我报告是相互印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