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给新上岗教师或者给工作3～5年内的年轻班主任做培训的时候，我总是会纠结到底是以“术”为主还是以“道”为主。我心里很清楚，老师们是非常希望听到“术”的，甚至渴望听到一些拿去就能用的“术”。
但在和老教师的交流中，却时常听到“工作这么多年了，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教了，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这样的无奈无力之语，老教师也渴望新的招“术”多一点。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网络上传出来的一些激烈的师生矛盾视频或者事例，发现基本都是老教师，人们感慨：越是负责任的老师越容易被学生伤害。
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道”还是“术”？
近半年来，“于洁班主任工作室”推出了“情景应对”式班主任培训项目，被我们称为“班主任的诞生”。这个培训项目把一线班主任在工作中遇到的班主任与学生的问题、班主任与任课老师的问题、班主任与家长的问题、班主任与学校领导的问题真实再现在舞台上，请一线班主任们上台应对，从而反思遇到类似问题到底该如何处理是比较恰当的。这个培训项目很受老师们欢迎，我的工作室成员们扮演了学生、任课老师、家长、学校领导，在换位思考中也得到了很多启发。
在给国内班主任连续开展了大概七八场培训之后，受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杨瑞清先生邀请，我们在南京行知教育基地和96位来自马来西亚华文小学的校长和骨干教师相见了。同样的舞台再现，却让我们感慨万分，我的几位工作室成员甚至有了要流泪的感觉。
而我，终于明白，一线教师的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在给国内的教师培训时，我们情景再现了这样一道题目：
“女生小霜右脚稍有残疾，走路颠簸，男生小强向来调皮捣蛋，多次跟在小霜后面模仿她走路的样子，以此为乐，嘲笑小霜，小霜坐在位置上伤心地哭泣了。班主任面对此种情况，如何应对？”
一个女教师走上来，一把揪住小强，劈头盖脸把他训斥了一顿，然后走到小霜面前，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已经训过小强了”。然后，女教师回过头来告诉我们说：“对这种男生，就要以暴制暴。”
一个男教师走上来，对小强说：“你给我站到一边去，闭嘴！”然后面对哭泣的小霜安慰说：“别哭了”，当他发现小霜依然哭泣时，他憋不住说了一句：“中国那么多残疾人，不都好好的嘛，你哭有什么用啊？”小霜一愣，放声痛哭。
一个女教师走上来，给小霜递了一杯水，又用餐巾纸给她抹泪，柔声安慰她，开始给她讲一些残疾名人的励志故事。
同样的情景再现在马来西亚老师面前时，一个高大年轻的女教师走上台来，蹲下身体，后来索性跪在舞台上，快速地拥抱了哭泣的小霜，什么都没有说，就是紧紧拥抱着她，直到她哭泣停止。然后女教师让小强把自己的一条腿绑住，使他步履艰难，再让他去把对面的一张桌子搬过来，小强完全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女教师用换位思考、亲身体验的方式，让小强明白了小霜的痛苦。
是啊，此刻，有什么比一个温暖的拥抱更好的呢？
我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遇到一些学生的问题，第一反应是我如何镇住这个学生，让他听我的，让他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们用“师道尊严”再配合一些震慑性的方法去压制住学生，似乎他怕了我们，就不敢再做坏事了。殊不知这样的“道”与“术”时间长了就渐渐结下了师生之间的旧怨新恨。
而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女教师的身上，看到了极其温暖的“人性”。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她第一时间关注了人的感受，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师道尊严”，只看到了真诚温暖的“爱”，无论是对待小霜，还是对待小强，都是一种平等的对待。
于是，在后来的情景应对中，我们看到一个马来西亚的男教师面对一个因为父母吵架而离家出走的女生，他没有选择任何语言贫乏的劝慰，而是微笑着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吃个冰激凌吗？”(www.xing528.com)
马来西亚规定学生不得带手机进校园，但是当一个女孩的母亲告知老师自己家庭情况比较特殊，只能让孩子带手机上学时，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马上说：“我明白了，我理解，我会和学校沟通，请让你的女儿带手机，但是一上学就放我抽屉里，放学后取走。”
我们和马来西亚的老师对学生作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他们告诉我们，学生如果作弊，会把这张试卷以零分处理，然后重新补考。同时会让父母来学校一起沟通教育学生，给这个学生机会，让他改过自新。
“不处分吗？”我们好奇地问，“如果下次再作弊呢？”
“一般不会再作弊了，不处分，因为孩子以后的路还长，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带给他终生的伤害。但是如此多次教育屡教不改，那么我们会让他停学，也就是开除，但是我们会先劝他转学。”他们说。
原来如此。反观我们对待学生作弊的处理，立即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当学生作弊后，我们狠狠地处分了他们，试卷零分处理，处分布告贴出来，（现在已经好多了，以前处分还要记入学生档案，跟随一辈子）但是假如这个学生再次犯错了，我们除了加重处分，由警告处分到记过处分，还能如何？义务教育阶段不可以开除学生。
我们在学生的小错误上大动干戈，但真正面对学生的屡教不改却无能为力。学生没有敬畏的底线。
一方面是老师缺少真正的爱心，使劲地维护着所谓的“师道尊严”，又把大量的关注度集中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和学生的交流大量地停留在学习层面，同时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老师本身背负着极大的升学压力，老师对学生的爱基本都化为对学生成绩的关注，批评与鼓励也大多围绕着学习而言。
另一方面是学生没有敬畏的底线，可以为所欲为。学生把升学的压力理解为是老师对自己的压力，理解为老师要我学，老师逼着我学，家长逼着我学，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叛逆心作祟，你要东他偏要西，网络的存在让他在学习之外懂了很多又迷失了很多事情，而这部分内容又不在老师与他交流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师生对立，并由此引发家校的对立。
老师不懂学生在想什么，当一个学生写下“周渝民，我爱你”时，老师大惊，厉声问：“周渝民是哪个班级的？说！”殊不知周渝民是一位演员。
学生不懂老师的苦心，当一个老师发现自己所教的尖子班在纪律和成绩上有所退步时，老师苦心播放励志影片再要求学生写观后感，却遭到一个学生的抵触，老师说了气话，这个学生就把老师杀了。
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次与马来西亚老师的交流让我渐渐明晰了答案。
《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青少年，但是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犯下重大错误的青少年，比如严重的校园欺凌等，也要有相应的法律惩罚，要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不可以无法无天。
道存术自在，爱在术自有。这是每一个老师都必须深记的话。
在南京行知基地的墙上，写着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
“捧着一颗心来”，这六个字不就是最好的“术”吗？
“不带半根草去”，这六个字不就是最好的“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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