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健康传播理论，论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信息传播

结合健康传播理论，论述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信息传播的传播观念与创新的路径。（25分）

1994年，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提出了流传广泛的健康传播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改变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2020疫情期间，健康信息的传播占据重要地位，新闻媒体秉持着公开疫情现状，普及相关疫情知识，承担自身“社会公器”的理念，同时其路径也有其创新特点。

一、疫情期间健康信息的传播观念

（一）及时发布信息，消除公众不安感

疫情下健康信息传播与公众息息相关，其传播为了消除公众不安感，避免正常秩序“渠道失灵”，引发公众恐慌与社会动荡。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每日将疫情相关信息放置于头版头条或显著位置，保障公众及时获取和了解，并通过网络与社交媒体跟进信息变动。

（二）采取建设性报道，传递人文关怀

疫情期间，媒体除了迅速报道疫情信息、物质状况等硬新闻外，还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体现了灾难报道中的人文精神，如《疫情下的透析之路》就关注到了癌症患者，进行建设性报道，为其提供透析渠道和方法。同时，还通过情感化传播，进行恢复性叙事，形成全民抗疫的良好舆论氛围。如《人民日报》的报道《加油！热干面》就振奋了全体民众的抗疫信心，让更多的人与武汉产生共情，在情感上与武汉同在。

（三）整合传播资源，提升信息传播效果

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瞭望者”需及时传递社会变化。在疫情期间抗疫宣传报道是主流媒体的任务之一。公众由于亲身体验有限无法全面了解社会环境，加上疫情全民宅家，只能通过媒体报道了解抗疫进展。因此，主流媒体纷纷整合传播资源进行联动报道，或打通媒体内部传播渠道，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方式为公众提供全面的宣传报道。如“陕西广播电视台”整合全省共107家融媒体中心，在省融媒体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整合传播资源，发挥一体效能，协调有序地进行抗疫报道，提高疫情信息的传播效果和覆盖范围。

二、疫情期间健康信息传播的创新路径

（一）意见领袖主动设置议题，促进信息优化传播

在疫情期间，意见领袖的存在价值凸显，他们通过微博、短视频、微信等社交媒体渠道以最快的速度发布健康信息并被大范围的人群接受。相对于以往健康信息传播而言有着极大的优势，有效缩减了其信息的传播过程并加强了其传播效果。此次疫情期间，丁香医生、回形针等健康传播意见领袖积极发表专业信息，对于疫情防控和信息传递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融合化信息传播，降低理解难度

疫情期间的健康信息传播呈现出媒介融合的创新路径，健康信息以多种媒介形式进行传播，如图文、视频、社区广播、疫情实时动态查询程序，打破了单一渠道的失灵，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播矩阵。疫情期间还针对实际情况开创新的健康信息传播方式，如央视新闻所进行的火神山监工慢直播，不仅实时传递信息，还留存了集体记忆。

（三）大众与人际传播相结合，加快信息扩散

疫情下的健康传播结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两者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扩散。如互联网的聚合机制可以使用户在海量信息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需要的健康信息，从而优化传播过程；同时，不少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或转发信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交流，都能够实现健康信息的多级扩散甚至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是我国的一次大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媒体健康传播的一次考验。健康信息的传播不仅关乎全民健康水平，更关乎突发卫生事件的有效解决，要更多地发挥媒体的公共性，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健康传播。疫情下健康信息传播的创新路径对未来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述新媒体传播形态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规范和价值观。（25分）(www.xing528.com)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新媒体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其传播的复合性、双向性、开放性和多级性塑造了新传播生态，对新闻生产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对于新闻生产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催生积极的变革，提高生产效率、革新生产准则；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的消弭。

一、积极影响：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的延伸

（一）主体多元：协作式生产提升传播效率

在新媒体环境下，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尼科洛庞帝所言的“没有执照的电视台”，个人利用新媒体发布新闻成为可能。不仅能利用在线资源实时获取新闻发生第一现场的内容，也能通过不同时空下的创作者协作完成新闻的撰写与编辑，形成“公民记者”的景观，极大提升了新闻生产的效率。

（二）内容融合：交互式传播丰富产品呈现

随着媒体融合的加速，主流媒体一改往日严肃的传播方式与语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涵盖了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类型，融合新闻开始成为新媒体时代新闻呈现形式的主流。此外、AR、H5等新型交互技术在融媒类作品中也得到了灵活运用，通过视听觉刺激吸引受众，与受众积极互动，给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阅读与参与空间，对于新闻产品的触达率提高大有裨益。

（三）渠道扩张：平台媒体成新闻分发落点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元话语格局，新闻的发布渠道不再囿于单一固定的媒体平台，传播的移动化使得平台型媒体成为新闻分发的主要落点。在当下，新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首要的冲击来自渠道失灵，平台型媒体虽然在采集原创内容方面尚未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融媒体，平台型媒体是顺应“互联网+”趋势产生的，其本身具有的互联网基因能够帮助身处困局的传统媒体找到发展出路，成为传统媒体转型和深度融合的方向。

二、消极影响：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的消弭

（一）低门槛准入下的新闻价值标准泛化

新媒体环境下低门槛准入与社交化传播等特点催生了后真相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诉诸情感往往比诉诸理性更能影响民意，专业媒体所秉承的“真实、客观、公正”的理念被自媒体与网民的情绪化生产和传播理念所挤压，新闻价值标准逐渐泛化。例如在“苟晶高考替考翻车事件”中网民的情绪化互动与传播在一定时间段内影响了专业媒体与自媒体的报道内容，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标准向受众兴趣与情绪偏移的倾向愈加明显。

（二）实时性传播下的新闻事实核查滞后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由实时走向全时，新闻事实从“作为产品的知识”走向“作为过程的知识”，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和实时传播致使新闻事实核查滞后，新闻真实性受到挑战，新闻伦理一再受到冲击。例如在“杭州女子失踪案”中，部分专业媒体为“抢时效”，在事实尚未官方通报之前便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使得这则新闻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反转，这不仅是专业媒体未能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枉顾新闻伦理的表现，更加剧了公众对于媒体新闻专业能力的质疑。

（三）技术应用下的新闻伦理失范现象频发

新媒体传播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新闻生产的规范、重塑了新闻的价值观，但同时在应用新媒体技术时，也出现了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加剧等诸多伦理失范现象。例如算法推荐技术投用户所好，生成用户喜闻乐见“我的日报”，固然可以帮助用户在过载的时代进行筛选信息，但根据拉扎斯菲尔德的“麻醉功能”也可预见，当公众长期麻醉于迎合“本我”信息中时，个人也会在高依赖的信息茧房中忽略外在信息的摄取。这种推送机制易于磨灭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初衷，也有损新闻公共性，对新闻生产价值观造成冲击。

综上，新传播形态对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产生了利弊交织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记者和公众都在以新闻的形式传递信息的时候，他们也一同在界定什么是新闻，一同实践着对新闻的理解。因此，新传播形态下新闻生产发生的变化，并非只是作为信息流动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改变，而是作为“元传播”的新闻生产、使用。如果我们将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不仅视为媒介公共性和记者职业角色的责任，而且将其作为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新闻生产规范和价值观将会进一步延伸与拓展，推动新闻业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