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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穷富分化与生存问题

时间:2023-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矛盾激化:阶级分化发展为种属分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看来,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构建数据库的过程,通过基因、微小机器人可以干预和解决人类作为有机体生老病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人和富人两个社会阶级不仅是阶级的分化,更体现在社会分配资源的分化,甚至是生存还是死亡的分化,人的有机性和无机性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人工智能时代:穷富分化与生存问题

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到有机体和无机体的结合(体内植入芯片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逐渐从改造和征服自然,转向重新改写“人类”本身,基因成为可被编撰的数据集,死亡成为可被征服的疾病,赋予人“天选感”的意识也被作为一种机器形态)被讨论,后人类之后,会发生什么?

根据你对这段话的理解,阐释你自己的观点,2000字左右,标题自拟,层次清晰,逻辑自洽。(100分)

后人类时代的传播与社会

后人类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可以改变人类自身的水平,科学家借助新的思想理念运用新技术不断对社会、自然、文化、身体进行改变,基因可以被篡改,死亡可以被征服。后人类时代的传播表现出人机互动的交互性传播样态,社会环境越来越趋向于传播媒介的特征,但是也可以看到后人类时代传播环境下个人面临的重重困难。

一、后人类时代传播环境的现状及展望

(一)人机耦合:智能时代的人机交互技术

在智能媒体时代,人和机器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以人机交互技术向人本、人性化方向演变为基础,人机关系也将成为新的传播关系,甚至未来会出现潜入人体的智能设备,人机真正一体的赛博格将成为现实。人机交互传播的方向很多,包括语音交互技术、体感交互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和视线交互技术等,苹果公司、微软以及国内的小米百度等都相继推出了智能语音助手,阿里巴巴也发布了支付宝人脸识别“Smile to Pay”,推动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快捷化、规范化发展。

(二)数字劳工:数字时代人的异化

数字劳工概念源于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学者福克斯在其《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中提出定义:“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新媒体时代的互联网用户的劳动往往被各大平台提供的娱乐遮蔽了,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所谓“玩工”。玩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网络游戏里,沉迷的同时,不知不觉免费为游戏商吸引了更多用户,创造了更多内容,改善了更多服务。在新媒体时代,人的劳动以及剥削变得越发隐蔽。

(三)矛盾激化:阶级分化发展为种属分化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看来,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构建数据库的过程,通过基因、微小机器人可以干预和解决人类作为有机体生老病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人和富人两个社会阶级不仅是阶级的分化,更体现在社会分配资源的分化,甚至是生存还是死亡的分化,人的有机性和无机性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四)媒介化:社会生活的结构性转型

媒介化的概念最早由施蒂格·夏瓦提出,指的是由于媒介影响的增长,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媒介拥有一定的自决权,迫使其他机构或多或少的必须接受媒介的逻辑。比如说,在智能媒体时代由于“直播”的社会实践,已经赋予了商业平台、社会制度新的秩序与规则,而这些规则恰恰是与直播作为媒体的特性息息相关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开始直播带货,农村的一些年轻村民进入了短视频从业链条,催生了新的职业。

二、后人类时代传播状况的成因(www.xing528.com)

(一)工具理性:对于价值创造的过度追求

工具理性行为即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是根据目的、手段和后果作为其行为的取向,是把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各种可能的目的进行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技术越来越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当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之后,理性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等科技是十分符合目的合乎理性的载体,其手段的有效性可以做到精确、量化,达到功利性、利益最大化。但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最受诟病的,就是其目的至上、本身被当作了谋利谋权的工具,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

(二)倦怠社会:加速时代下不知疲惫的个体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倦怠社会》一书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疲惫感的一种解释,即我是身处一个“倦怠社会”之中。导致倦怠社会的原因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规训社会转向了功绩社会。从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社会,变成了我们自己压迫和剥削自己的社会。罗萨在他的著作《新异化的诞生》中提出“加速社会”的批判理论,即在互联网高强度的连接下,强关系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的互动来维系,同时人们处于时时刻刻的表演与自我审查状态之中,形成了不断加剧并无法摆脱的倦怠感。

(三)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从人的劳动到机器的劳动

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社会瞭望哨的记者已经在市场化的逻辑下劳工化,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按照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发展,记者劳工化的问题渐渐走向数码劳工化的问题,最后走向了机器人写作,与此相关的就是调查性新闻的全球性衰落。

三、后人类时代的危机的解困之思

(一)情感传播,价值理性抚慰心灵

情感传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信息的传播,而更加在于心灵上的沟通,不止“手牵手”,更是“心连心”。詹姆斯·凯瑞曾在他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指出了两种传播的方式,一种是作为“传递观”的信息传播,另一种是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的仪式观。情感传播则更加倾向于传播的仪式观。为了破除社会传播体系中的工具理性倾向,情感传播可以作为一种价值理性传播的可行社会实践。

(二)共同体联结,强化集体意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维护是一个想象并体系化的过程,在当下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唯有重塑和加固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儿女力量,才能合力解决后人类时代的种种挑战。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体扮演着重要连线的作用,需要更加注重传播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

四、结语:后人类时代传播技术与人文的纠缠

以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5G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革命已经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人的身体,从而构建了新的人机关系,提出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的可能路径。如果说在人机关系中我们需要突出人的主体性与主导地位,那么在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中,显然我们更需要对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进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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