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和人的素质生成与教育层次类型

可教性是指动物或者人能否接受外在环境施加给它或他的影响而生成自身的素质的可能性。可教的对象就是教育对象，教育对象是有层次的。最早提出可教性和教育对象层次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孔子。

在 《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动物具有能被教育或者能被教导的资格，也就是可教性。他说：

任何动物生而具有感觉能力，但是其中某些动物能够由感觉生成记忆，对于某些动物却不能产生记忆。拥有记忆的动物比那些没有记忆的动物要更聪明和能教。那些不能听到声音的动物 （例如蜜蜂）很聪明但是没有可教性，但是那些同时具有听觉和记忆能力的动物具有可教性。然而，除人之外的所有动物依靠他们的感觉和记忆生存，并且这些动物拥有很少的经验，只有人类不仅具有感觉和记忆，还能依靠技艺和理性生存。[1]

可教性是教育对象能不能被教化的前提。很显然，一个不具有可教性的动物是不可能被教育的。“对牛弹琴”虽然嘲笑的是不能欣赏音乐艺术的 “牛”本身，但更可嘲笑的是那对牛弹琴的人，明知牛不具有音乐的可教性，仍然用音乐教育它，岂不比牛更蠢？可教性的资格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被表述为拥有 “感觉”和 “记忆”，只有那些同时拥有感觉和记忆能力的动物具有可教性。这样，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教育空间：不仅仅人类，那些凡是具有感觉和记忆的动物都是能教的。同时也暗示出，人类最具有可教性。因为人类不仅具有感觉和记忆，还具有经验、技艺和理性。这一点在他的 《政治学》中也得到印证。他说：“具有一种本性的人更容易为立法者驾驭……剩下的事情就有赖于教育。因为人们求学致知既靠习惯，亦靠聆听他人教导。”[2](www.xing528.com)

可教性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普遍前提。既然人具有可教性，因此，凡是具有可教性的人都是能够被教育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具有某种感觉和记忆能力，他就是能被教育的 （或全面或部分）。这由此增强和坚定了我们对于人类的教育的信念。比如海伦·凯乐，因为听觉、视觉、语言能力的全部丧失，只能依靠触觉和记忆进行学习，但她最终的成功正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对可教性的界定是正确的。由此，我们也想起了中国哲人荀子说过的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也说明了作为一个人的可贵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不能放弃每一个人。

尽管每个人都有可教性，但是，每个人的先天材质不同，所能够接受的影响是分层次的。尽管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的学生平等观，但是，他也主张因材施教，认为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3]。意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道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道理。同时还认为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4]。认为自己 “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5]。而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6]。上智者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生来具有求知的好奇之心，好学、会学之人。而有的人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有的人困而学之，有的人即使属于困境之中也不思学习、改进，而只是接受命运的安排。《学记》也说，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如果一个人处于困境之中还不思进取，那么他与天生好学的人的鸿沟和界限是永远不能弥合的。所以，对于天生好学、会学的上人，则稍微点拨一下即可，即是 “语上”；对于处于困境之中想学习的人，则不仅要教给他具体知识，还要引导他的行为和学习方法，所以是属于具体层面的学习指导，是 “语下”的功夫。

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一个人可不可教，而且要知道人所处的层次，方能真正的因材施教，促使其各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