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存在论：揭秘教育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现代科学，也就是现代自然科学，也叫经验科学，其发展和确立的形而上学基础是 “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1]。有确定性的能被感官表象的自然物成为其研究对象，确立感官表象的确定性是其真理性的内容。为了其确定性的追求，现代科学哲学开始了对不具有确定性的、含糊性的形而上学命题的批判，进而经历了从 “拒斥形而上学”到 “回归形而上学”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1.拒斥形而上学

早在18世纪，休谟为了知识的确定性，就说道：“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论证么？没有。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论证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2]在当时休谟此说是一个大胆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它不但肯定新兴的经验科学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数学知识是唯一的、确定性的知识，而且把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神学和经院哲学明确地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休谟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继承了休谟的观点，认为尽管形而上学问题有意义，但是人的理性能力不能解决它们。由此决定他把知识局限于对经验事实和现象的描述，把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世界内在的必然联系当作形而上学问题来反对。

20世纪，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分析哲学从语言分析、逻辑分析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坚持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界限，以其 “经验证实”的意义标准判定了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而严加拒斥。在逻辑经验主义看来，一个陈述或命题，只有它可以被观察语句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检验时，才能做出一个关于世界的论断。一个科学上的假说，只有被经验确证时，才能成为理论。而形而上学命题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人们不能从经验上做出任何断定，不能够用经验事实检验其表述的内容，也不能把它转化为观察语句。

首先是维特根斯坦，根据其语言图像理论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随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出发，提出了 “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逻辑经验主义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自然科学以自然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它的成功已使形而上学成为多余。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

维也纳学派创立者石里克在 《哲学的转变》一文中说道：“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和最后内容可以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就是 ‘形而上学’的错误。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 （事物的 ‘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与体验毫无关系。”[3]他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除了观察和经验科学以外，没有其他检验和证实真理的方法。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世界，也称 “给予”的世界，这个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什么 “超越的实在”。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知识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之外，再没有一个 “哲学的”真理领域，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哲学不过是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所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固守在给予的范围内，超出这个给予的范围，如同形而上学家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4]。

比之于石里克，卡尔纳普反形而上学更为彻底和坚决。他认为形而上学的陈述即使在逻辑句法结构正确但词无意义，也就是这些词不能指出它们的经验特征；并认为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词却违反逻辑句法规则，导致人们无法描述证实它的方法。他把 “意义标准”和 “可证实性原则”统一起来，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句子是真是假可以由经验加以确证，而一个句子有无意义，则要看是否违反了语言的逻辑句法规则；只要不违反逻辑句法规则的句子，才有可能判定其真假，而违反逻辑句法规则的句子，是不能判定真假的。这样，逻辑句法规则就成为判定句子真假的前提条件。因此他认为，“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都是一些虚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仅仅能够引起所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和意志方面的激动”[5]。他在 《世界的逻辑构造》中认为，形而上学是 “超科学的理论形式”。形而上学的概念，只有在传统哲学中才有，在实际科学中是没有的。可构造性即可证实性的标准，就是在一个具有自我心理基础即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的构造系统中。而形而上学概念和命题不能还原为原初经验的命题，是超乎经验的。可构造性、可证实性不仅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而且是区分命题之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标准。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命题不可能在一个构造系统中构造出来，不可能被还原或翻译为原初经验关系的命题，因而不可根据经验加以检验，所以缺乏可证实的意义。如此，“形而上学不是 （我们的意义上的）科学”[6]如此，他就把形而上学、伦理学、价值哲学全部驱逐出了经验科学的疆域，同时说明科学的力量不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在逻辑实证主义内部，对形而上学的排斥也是有差异的。卡尔纳普是把价值哲学和伦理学都算做形而上学范畴，一概加以排斥在经验科学之外；艾耶尔则致力于揭示伦理学命题的无意义；石里克则是较为温和地把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界限划定，但是他认为伦理学是一门科学，具有知识价值，伦理学的方法是心理学，是可以被心理经验所证实的。

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和传统哲学的激烈排斥遭到了同样激烈的反击。在众多的反对批评下，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有所缓和。卡尔纳普提出了 “宽容原则”，认为 “逻辑中没有道义，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建立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语言形式”[7]。艾耶尔也认识到，形而上学命题，充其量只能证明不属于逻辑法则、科学假说、历史叙事、直觉判断或关于自然界的常识描述的范畴，但不能由此推出它们既不真也不假，更不能说它们无意义。形而上学是一个概念体系，它的发展符合科学发展方向，他虽然不是科学知识，但却具有认识价值。尽管如此，卡尔纳普等人还是把形而上学排斥在科学之外，顶多承认形而上学有其 “科学之外”的意义，但不具有科学认识的意义。

2.形而上学：科学中的 “幽灵”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通常被看做形而上学的集大成，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从那以后，形而上学就走在一条逐渐没落和淡化的道路上，从马克思、尼采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组成了布莱肖特所谓的 “形而上学的葬礼行列”。但奇怪的是，每当有人宣称形而上学已经完结的时候，就有另外的人指出他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因而尽管许多人依次被宣布为 “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却始终像一个 “幽灵”一般挥之不去。[8]形而上学的命运在哲学史上如此，在科学史上也是如此。当维也纳学派的 “拒斥形而上学”声音高涨的时候，同样揭示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意义和作为科学的内部 “幽灵”存在的辩护也此起彼伏。

证伪主义者波普尔是当代形而上学复兴的科学哲学的先驱，他首先肯定形而上学对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并且亲自应用了本体论；沃金斯 （John Watkins）则探讨了本体论变化对科学的重大进展的作用。历史主义者图尔明 （T.E.Toulmin）主张了科学中应当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 “自然秩序理想”信念，库恩把科学范式的革命同时称为世界观的革命并受其引领；拉卡托斯直接把形而上学作为他的 “科学纲领”的 “硬核”内容；反实在论者劳丹则发现了科学研究传统中的形而上学信念；瓦托夫斯基更为详细地描述了形而上学的类别及其对科学的 “基础假定”。新实在论者本格认为精确性是联系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纽带，逻辑实用主义者奎因 （又译蒯因）则揭示出了任何语言陈述都有某种 “本体论”的承诺。以上论者虽然肯定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存在，但是观点各有侧重，总体来说，他们对形而上学的肯定有以下几种：

（1）形而上学对科学具有方法论指导作用。持这种观点的是波普尔和沃金斯(www.xing528.com)

波普尔虽然认为形而上学命题不涉及经验内容，不可能被经验证伪，因而是非科学命题；但同时他又认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与逻辑经验主义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同，波普尔认为形而上学对于科学认识是有意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科学理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幼年。譬如，现代原子分子论是由古代原子论发展而来的，现代化学是由炼金术发展而来的。他认为卡尔纳普曾一再试图表明，科学同形而上学的分界也就是有意义同无意义的分界，但是，他失败了。许多原来不能被经验证伪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转化为被经验证伪的科学命题，科学理论是大胆猜测或假设，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必须有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方法论的指导，如果没有任何纯粹思辨的，或者只是十分朦胧的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科学同形而上学之间划条界线以便把形而上学作为胡说从有意义的语言中排除出去，是不妥当的”[9]。不仅如此，波普尔本人把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的研究重心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扩展到本体论，提出了 “突现进化论”和 “三个世界”理论。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

沃金斯探讨了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成分，对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作了更充分的论证，并认为科学上的重大进展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根本变化。他认为决定论、机械论、先验的守恒说、自然有序性、场等观点对科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似乎告诉科学家在哪里有某种东西，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去寻找这种东西。它们是战斗命令，不是战场的素描。决定论就是不要放弃寻找自然规律的方法论规定；机械论等于要科学家不要去设想有什么超距作用的神秘力。形而上学是科学假说的先驱，许多科学理论源于形而上学。当一个科学外的形而上学陈述与一个科学理论在逻辑上不一致时，就会激起人们对后者的理性批判，导致科学内部的变化。譬如，莱布尼茨对连续性原理的批判，产生了微分学；笛卡尔对运动规则和牛顿微粒说的批判，产生了波动说；马赫对牛顿力学中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批判，产生了相对论，等等。

（2）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信念。持这种观点的有沃金斯、图尔明、库恩、拉卡托斯和劳丹

沃金斯认为形而上学不仅在科学外部起着指导作用，而且也作为科学的内部因素起作用。他认为，许多科学理论就是建立在有待检验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由于这些假定本身还无法检验，它们是靠信念支持的，而这些假定、信念就是形而上学。譬如，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间和空间、超距作用、刚体和质点的存在等；牛顿也认为所有物体的最小粒子具有广延性、刚性、运动性和惯性，物体的这些特性与古代原子论相似。这些形而上学的假定构成牛顿力学的哲学基础。它们像拉卡托斯所说的 “硬核”一样，在科学理论中起持续的作用。如果缺少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成分，牛顿力学是不可设想的。

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图尔明认为，“自然秩序理想”是理论解释的基础，是整个理论的最初出发点和核心。“自然秩序理想”是自明的和自我解释的，即它之所以如此是不言而喻的，是按照其固有本性而行动的，不能再进一步追问它们的原因，同时它也无需有其他的原因来解释。这种 “自然秩序理想”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 “自然秩序理想”是作用力和阻力平衡产生的稳定运动；牛顿的 “自然秩序理想”是牛顿第一定律；哥白尼的 “自然秩序理想”是稳定的圆周运动。这些 “自然秩序理想”在科学理论中起标准和范式的作用，是科学理论的核心。图尔明的 “自然秩序理想”概念为库恩提出范式理论做了准备。

库恩的范式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模型，其 “硬核”部分是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世界观、方法论、信仰和价值标准。他特别强调 “范式”所提供的观念和精神工具的作用，因为 “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体现一种世界观和信仰，是推动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科学史上许多 “范式”，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道尔顿的原子论、拉瓦锡的氧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无不表现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讲，就是包含着 “形而上学模型”。在库恩看来，某一范式的胜利，首先是一种哲学世界观的胜利。哲学世界观是科学 “范式”的先驱。[10]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理论创立之前，人们很早就依据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潜在 “范式”提了出来。譬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就是现代科学原子论的潜在 “范式”，19世纪由迈尔、焦尔、赫姆霍茨等提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之前，在他们的先驱那里，“一个关于奠基性的形而上学力不灭的观念，看来先于科学研究而存在”。[11]“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家在选择不同的科学时，不仅取决于理论的精确性、自洽性、简明性和成效性等客观因素，还与科学家个人的信仰有很大关系，例如，爱因斯坦晚年统一场论的那种虽无建树仍锲而不舍地追求就是他对大自然统一性的信仰表现。任何科学规范都包含了形而上学和准形而上学的见解，它规定 “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是什么？它们之间怎样相互作用”等。

拉卡托斯的 “科学研究纲领”由 “硬核”、“保护带”和 “启示法”构成，硬核是其最基本的理论部分和核心部分。主要是基础假定和基本原理。这些基础假定和基本原理包括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硬核”是不容反驳的，就像形而上学问题不能证伪一样。“硬核”一旦被动摇，整个研究纲领就会动摇。比如，地心说是托勒密天文学的 “硬核”，它被 “日心说”取代后，该理论也就被证伪了。拉卡托斯认为硬核是约定的，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说：“在证伪主义看来，不可反驳的 ‘形而上学’是一种外部的知识影响，而按我的方法，它是对科学进行合理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12]

（3）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 “本体论承诺”。持这种观点的实在论者本格和瓦托夫斯基，反实在论者劳丹，逻辑实用主义者奎因

本格认为科学是局部的本体论，而本体论是总体的科学，对于科学的本体论，它与科学观相互渗透。科学研究必须有本体论原则，而本体论应当通过科学去看世界。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延伸，以至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和假设与科学的基本概念和普遍原理是等同的，于是，科学理论与本体论的构成成分有形式上的一致。他指出：“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公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上出现的，都可以称作科学。”[13]瓦托夫斯基把形而上学定义为 “表述和分析各种概念，对存在的原理及存在物的起源和结构进行批判性、系统性探究的事业”，[14]他指出不管是古典形式的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理解，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基础性的假定是：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为其他任一事物所共有的特征。形而上学承担了科学理论中的基本假定，是概念框架的设定者，观念的起源地。譬如早期的“无不能生有”、“无事不有因”和 “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简单性”等观念的真理性虽然在科学上很难加以检验，但都是对科学起调节、启发作用的观念。它们形成了科学家的基本世界观，构成科学家关于世界本性的信念。反实在论者劳丹的科学理论核心概念是 “研究传统”。研究传统是 “有关该研究领域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一套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信念”[15]。这些信条使该研究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体系而独立出来，并使之区别于其他研究传统。他就研究传统对具体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论述。“研究传统为具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就构成了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一般规定了存在该领域或研究传统中的基本实体的类型。”[16]

逻辑实用主义者奎因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对 “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一直坚持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打破了分析哲学对语言问题和对象问题的分界、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分界以及哲学和科学的分界。同时，奎因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 “本体论的承诺”，从而否认了前期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排斥，把形而上学问题提交给了反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家。他认为，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和学说，都具有某种本体论的前提，“可以说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17]。 “本体论承诺”是奎因在1943年写的《略论存在和必然性》一文中使用的，他说：“一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使他对之做出承诺的本体论。”[18]后来，在 《论何物存在》中做了详细的阐发。他的本体论承诺就是：“当我探求某个学说或一套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时，我所问的只是，按照那种理论有何物存在”，或者 “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就是按照那种理论有何物存在的问题”[19]。

如果说，波普尔、沃金斯、图尔明、库恩、拉卡托斯、本格、瓦托夫斯基和劳丹等人是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形而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做出正面的回答，虽属于科学内部问题，但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者的 “拒斥形而上学”而言则是一个外部反驳的话，那么，奎因的 “本体论承诺”则是语言分析哲学从内部对维也纳学派的否定，这可以看做是语言分析哲学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从卡尔纳普主张 “一个语言构架的接受绝不可以看作蕴含着一个关于所谈的对象的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教条”[20]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到奎因的 “本体论承诺”对形而上学的肯定，可以看到语言分析哲学在对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探索肯定了形而上学之不能否定的存在，从而肯定了形而上学的确是科学的 “幽灵”，不仅在明处，而且更在暗处引领科学成长、发展与成熟。尽管如此，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对科学摆脱独断论的形而上学起到了积极作用，让我们看到了形而上学在语言、意义、存在方式、存在作用等方面的不足和局限，这对于我们科学地定位、发展形而上学将具有更加谨慎和严谨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