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俗语小说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算起,历史并不长,只是晚清民国间事情,难与北京方言小说相比。
以方言撰就小说,有一个由口头转换到纸上的文本写定过程,佶屈聱牙的方音,如何写成流畅的书面语,审音定字是关键。如《红楼梦》“妖调”,亦可作“妖道”。“值过儿”,“过”写作“个”,于音更胜。“念心儿”,亦可写作“念性儿”,更容易理解。上海俗语中“噱头”,亦作“血头”;“五斤狠六斤”,又作“五筋狠六筋”;“抖五抖六”,也可写成“投五投六”。
小说与戏曲不同,戏曲可以说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剧种。或者说,有多少种方言,即有多少种说唱、曲艺。然却不会因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种小说。与口头文学不同,各地方言一登诸小说,便命途不一。北方方言以其官话,或普通话之名衔,堂而皇之写入小说。然其他方言,一入小说便有疑难,故撰成小说者数量不多,能流布开来的,更是屈指可数。
小说中,北方方言无论叙事和对话皆能,然而上海方言则有限制,只能用于对话,而不能用于叙事。当年韩邦庆写定《海上花列传》,即以白话叙述,而以苏白对话,此法相沿不易,成了上海方言小说的不二法门。在韩邦庆笔下,方音尚浓,读来时有滞碍之处,如:
赵大少爷公馆哚陆里嘎?
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啘。
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啘,阿好?
教耐作媒人,啥勿响嘎?
咿是阿金哚哉哩。
对话中,摹刻方音过多,读来费力,有伤白话小说通达畅快之理,这是韩邦庆时代。
迨海派小报作家,文面之方音大大减少,其意不外为文本流布方便,如“啘”“哩”等口字旁语气词更少,不再注重方音和语气的模仿,而更重俗谚的运用。如摹女人则浮尸、杀千刀、瘪三,花界则开条斧、灌迷汤、淴浴,舞场则大转弯、雨夹雪。至此,上海俗语已被小报作家当作诗文典故一样征用了。苏广成在写《贞节坊》时曾说:“不过文字方面,另癖谿径,全部用上海俗谚写成,并非想出奇制胜,为读者换换口味罢了。”[42]
然而写定的时候依然遇到方音转换字面的问题,他说:“文字方面,本想全部采用上海白,恐怕太生硬,像最近米店家的门市米一样,不配读者胃口。于是单纯对白是上海人口吻,只恐读者读不下去,有些疑难地方,起先依旧用熟字,渐渐改为正音,文气似乎不一贯,读者不能讲究字面,只好玩其语气了。”[43]经过苏广成一番淘洗,就成了如下一篇文字:
清早起来,生煤球炉子,淘米洗菜,拖地板,抱小囡,甚至翻筋头给阿菊看,什么事都做完了。终嫌没手势,要想出去溜溜,月薪已完全奉缴妻子,身边连零用钱都没有。她说:“放四天假,侬可以等勒屋里,勿要到外世去,每日三角零用钱省下来,一元二角,阿菊倒可以买一双鞋子。”
写到这里,电灯又给她熄了,十一钟,她说:“写死写活,写啥物事出来,上个号头小火表又多点两个字,再下去电费还要加上,困吧,阿听见?”
不知为什么,心里不愿听她话,嘴里毕竟答应了,“听见哉,我就困。拉倒。”[44](www.xing528.com)
对话中的语气词明显减少,甚至还可见一些应该为北方方言的词语,如“拉倒”。整个文面流畅,南北皆能读懂,而人物口吻亦婉然若活。
写作中,亦视歇浦风情之浓淡,人物之年纪之老少,而定上海俗语之多寡。如《谢谢一家门》:
陆柏丝嘴快要说,给马德莲屁股上戳了一记,就大家不响。
老太太道:“啊咦,那哼讲(扛)仔半天,菩萨还勒庙里。”
马德莲道:“现在暂守秘密,将来自然明白。”
陆柏丝粉头一扭,也道:“姆妈现现成成预备做丈母娘吧,我看两个人真有眼道理呢。”[45]
文中年轻人陆柏丝、马德莲说普通话,而作为母亲的老太太则讲上海话,且多语气词,又特意注明“讲”,上海话念做“扛”,为读者正音。再如:
老太太坐在客堂里呆想,老头子回来了,于是两口子就有说呒说地谈起了儿女的亲事。
老头子说:“我看马家小姐配谢天,倒是桩好姻缘。”
老太太道:“唉,阿莲要比二媛有主意,有清头,做伊嫂嫂,蛮等样,蛮有资格。”
老头子呼了口香烟,点点头:“是呀,谢天今年几岁?”
老太太笑道:“天下世界自有侬迭种糊涂格人,自家格大伲子年纪也会忘记,谢天末年二岁,八月初三生日。”[46]
老头子用普通话,而老太太则与老头不同,老太太全用苏白,此老太太恐怕是苏小乡亲,其语气直与《海上花列传》中人物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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