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简单性的实证主义原则

（一）简单性现象透视

所谓“音乐的简单性理解”，是指原本含有丰富内涵的音乐有机体被理解为乐谱、乐器、曲式等无机的概念性文本的理解模式，正如“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样，如果只把“乐之整体”理解为乐之部分，那么就是武断、简单化的理解方式在主导着音乐世界的解释，不但不能认识乐之魅力所在，反而会抹杀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科学与艺术的界限。音乐作为人文艺术的一种形式，与探究自然界的科学之间有着诸多的不同，不仅为艺术界、美学界、哲学界所共识，而且也是科学界一直探寻的秘密所在，就目的来说，两者就有着截然不同的终极指向，这也就决定了两者的实现手段的不同性。就拿音乐与数学、物理学科来说，音乐是通过感悟、灵感等非理性思维方式参与、体悟音乐内涵而获得快乐，让人在体悟中获得伦理、道德、感情等美学诉求的。而科学力求用简单化的数理、逻辑、推理、公式证明的方式求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在科学看来，自然界一切复杂的现象背后都有简单的本质存在，科学的任务就是简化世界、找寻规律、控制自然。既然二者的区别被人所共知，那么，能用简单的科学方法还原音乐现象吗？能用理性思维取代诗性思维吗？就让我们走进对音乐简单性理解的空间去认识、探求音乐的非理性因素被遮蔽的事实。

“简单性”一词最早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家牛顿宣称“自然界是最简单的”的时候，就为后世的自然科学研究设定了一个法则—简单性法则，其直接表现就是用最为直观的原理、规律和法则把复杂的宏观世界表达出来，如牛顿用“三大定律”、莱布尼茨用“单子论”、爱因斯坦用“逻辑简单性”来解释世界的构成，简单性法则成为一种基本的科学信念和指导原则，贯注于科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于是，“简单性”“实证主义”就是贯穿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基本理念。“实证”就是研究对象能够被科学方法定量化、数据化，由于实证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学、物理被认为是实证主义最忠实、可靠的代言人。其学科地位被人为地抬升至一切学科之上，成为衡量学科的标尺。18世纪，整个欧洲都在欢呼科学为“自然界立法”之时，一部分人则在考虑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人文科学，18 世纪中叶，孔德创立实证哲学和社会学（又叫“社会物理学”），即把自然学科的实证原则与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问题研究。胡塞尔对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评价道：“那种客观性在方法上支配我们的实证科学，其影响远远超出实证科学本身，为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提供支持，并得到广泛传播……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迷惑。”

同样，对实证主义和简单性的追求也左右着西方音乐学科的发展路径。自从梅纳赛尔（音乐理论家、哲学家以及数学家）在其音乐理论著作《普遍的和声》中用音乐的个组成部分“和声”—这一数学概念去量化音乐的全部内涵时，音乐便处于实证和简单性思维的控制下，艺术家、音乐家们开始相信唯有经过数字的实证的检验，写乐才能忠实地反映宇宙的和谐及神性。在哲学家莱布尼茨那里，实证原则就是音乐的一个非常稳固的数学基础，他说道：“音乐迷住了我们，尽管它的美只包含于数字比率之中，通过计算具有某种时间间隔的声音物体振动，我们头脑虽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计算过程，但我们一直在使用它。”

在 18 世纪的欧洲音乐发展路径中，由于科学神话被继续书写，实证主义荡涤着音乐的建构原则，实证主义以精确的和声、和弦比例关系出现在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拉莫的《和声学》中，即“所有这些和弦、这些可爱的旋律，这种无限的变化、优美以及适当的表现力，所有这些情感是由这些清晰性所导致的：它们都产生于以三度关系安排的两个或三个音程中，轮流由一个单一的声音开始”。面对以数学的精确计算设计出来的精美的音乐图示，他发出了如此的感叹：“音乐是被规则建立起来的科学。”在他以及被其影响的现代西方音乐中，“没有必要说是喜欢意大利音乐还是法国音乐，因为音乐最重要的是纯粹的理性”，音乐就是以实证原则为指导的精美的设计图景。在实证主义原则透视下，那些不以和声、数学为基础的非西方音乐就难以找到其美的合法性，因为他们不能用数学公式、物理规则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难道音乐艺术的生存法则一定要实证主义出示合法“契约”吗？(www.xing528.com)

（二）简单性理解的实质解构

科学哲学家库恩在《必要的张力》里有一个看似悖谬的命题：“艺术有历史而科学没有历史。”对于原因的解释，他说道：“科学总是追求最新和唯一的答案，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就把过去一笔勾销了。科学家力图解决的疑点被认为是只有一个解答，或者只有一个最好的答案。找出这个解答正是科学家的目标，一旦找到解答，以前为此所作的种种尝试已成为‘多余的行装’、不必要的负担，必须把它们扔开，以利于集中注意于专业研究。”但是，与此一起被抛开的，还有许多带有个性特征的因素、那些曾引导发现者去解决问题的美学和历史性因素，但就是这些个性化的思维模式、保留歧义性的因素却使得艺术因充满多义性而新鲜活泼、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在寻求目标的路途中，科学需要实证主义来证明自身永远唯一的合法性存在，而音乐等艺术学科则因为容纳许多个性化理解才使得伟大的音乐作品具有无穷的可阐释性，这就是音乐艺术与科学的不同探究路径。当我们面对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仪式音乐、宗教音乐、娱乐音乐时，是不可能去拿“显微镜”“放大镜”丈量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我们只知道它是在其文化语境中流传、传播若干代而被人们所接受的，我们面对前科学史时期的音乐时，数学、物理显然只是欧洲音乐对世界认知和情感表达的一维模式，而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基础。在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都在展示独特魅力的今天，如果不靠物理、数学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其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呢？我们又怎样去理解其意义呢？恐怕只有通过“对话”了，这种对话将不再是一元音乐的“独白”，而是多元音乐间的彼此敞快，畅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是用欧洲艺术音乐一维认知标准评价、衡量其他音乐形式，而应该是各种音乐形式各美其美、人尽其美。在欧洲艺术音乐品种中，实证、数理可能衡量其音乐美学发展路径的标尺，我们能在其理性符号编制的音乐史上找到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勋伯格这些用理性音乐符号记录、创造音乐的音乐家身影，同样我们在阅读用身体、语言“绘制”的活生生的音乐民族志时，也能发现非理性符号描摹的有关心灵、自然的音乐画卷。

在这样的音乐形式中，我们只能通过与之对话，感受其具有视觉、听觉冲击的，甚至不能用“音乐”来称呼的生命形式，他们或在审美，或阅象征，或意交流，或说人伦……性状不同、姿态各异。在马来西亚的乐器品种中，有一件乐器叫“塞佩”，它的演奏方法是男子抱在怀里、轻轻拨弄。在我国云南有一种“成人礼”的音乐仪式，少年们要在乐器（通常是鼓）的伴奏和族长们的唱歌声中，钻进木鼓中再出来，才算长大成人，才有自由与异性交往的权利，在这里，音乐起着象征意义，象征着未成年人通过音乐仪式获得社会身份、成就，以及一定社会结构中社会角色的意义。像这样用非理性思维方式把乐赋予象征意义，视音乐为整体性、类比性的仪式音乐在许多文化中都广泛存在，我们在与之对话时，切不能用审美眼光来衡量它，因为在美与不美的争论中，音乐的象征意义就荡然无存。同样，在对音乐现象做简单性、实证化解读、分析的时候，音乐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